梦之安魂曲 一切始于一个梦。我生活中的很多困扰来自于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我在一个奇怪的城市的火车站里，站在一个热狗摊后面。一群不耐烦的乘客挤在它周围。他们都神经兮兮，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他们都非常想吃热狗，但又怕误了火车。他们用听上去吓人的混合了德语和日语的奇怪语言叫嚣着跟我点单。我用同一种奇怪的伤脑筋的语言回答他们。他们试图让我加快手脚，我也尽力跟上他们要求的节奏。我的衬衫上溅满了芥末酱、泡菜和德国酸菜，以至于仅有的白色看上去成了波点。我努力专心于面包胚，但实在不能不在意那些愤怒的暴民。他们用食肉动物般饥渴贪婪的眼睛瞪着我。那用难以理解的语言发出的点单要求听上去越来越具有威胁的意味。我的双手开始颤抖。咸咸的汗珠从我的额头掉落在了热狗的厚片上。随后我醒了过来。 我第一次做这个梦是在五年前。午夜时分，我浑身汗湿地起了床，给自己倒了杯冰茶，看了一会儿美剧《火线重案组》。倒不是说我以前没做过噩梦，而是当这个梦毫不客气地随意出入我的潜意识时，我知道我有问题了——连冰茶和《火线重案组》这一抗噩梦必胜组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乌兹，一个知名的释梦迷和热狗迷，不假思索地解释出了这个梦的意义。“你是犹太大屠杀受害者第二代，”他说，“你的父母一夜之间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他们土生土长的社会环境。那种筛选自你父母的令人不安的经历，也使你的意识困扰不安，这就是你焦虑的起源。在这之上，是我们在中东生活的动荡现实以及你新当了父亲。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你能得出什么结论？这是一个包含了你各种恐惧的梦：担心被连根拔起，送去一个陌生的异国世界，担心被迫去从事一些你不熟悉也不适合的工作。这就是你梦的含义。” “听着很有道理，”我告诉乌兹，“我做什么才能确保不再做这个噩梦——去看心理医生？” “那对你根本没用，”他说，“医生会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实际上你父母没有被纳粹迫害，以色列不可能被毁灭，让你沦落为一个逃难的人？告诉你就凭你差劲的协调性也可以胜任卖热狗的工作？你需要的不是一堆从心理诊疗室里听来的谎言。你需要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一笔在外国银行账户里的储备金。每个人都在准备这个。我刚在报纸上读到，外国账户、外国护照、四轮驱动器是今年夏天的三大主流。” “那样有用吗？”我问。 “就像咒语一样，”乌兹承诺道，“这个对梦、对现实都有帮助。不是说它能保你不成为难民或啥的，但至少能保证你成为一个有存款的难民。那种即使沦落到只能在日本、德国的火车站卖热狗，也有足够的现金去雇另一个运气更差的难民站那儿填酸菜的难民。” 起初，利用其他难民的点子不太吸引我，但是在又夜访了好几次热狗摊之后，我决定还是要筹备一下。在互联网上，我找到一个很不错的澳大利亚银行的网站，上面的宣传视频不仅展示了令人窒息的美景，还有一个笑容满面的讲解者，看上去像是茱莉亚·罗伯茨更漂亮的妹妹，怂恿我把钱存到他们的银行里。 乌兹立即否定了这个主意。“十年以后澳大利亚都未必还存在。即使臭氧层空洞没落到他们头上，中国人也会收购他们。这是板上钉钉的。我堂哥在摩萨德的太平洋事务部工作。钱得存在欧洲，除了俄罗斯或瑞士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那两个国家出什么问题了？” “俄罗斯经济不稳定，”乌兹解释道，一边大咬了一口法拉费9，“至于瑞士人……怎么说呢……我不太喜欢他们。他们是那种冷冰冰的家伙，你懂我的意思吧。” 最终我在海峡群岛10找了家靠谱的银行。事实上，在我物色银行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英吉利海峡那儿有群岛。这挺好的，即使发生世界大战这样最糟糕的情况，那些妄图征服全世界的坏家伙也不会发觉那儿有群岛，就算全球都被占领，我的银行也仍然不受控制。同意我把钱存入他们银行的家伙叫杰弗里，但他坚持让我叫他杰夫。一年后，他被某个叫约翰或乔的人替代了，在那以后，又是个非常友好的叫杰克的新人。所有这些人都很客气、很礼貌，当他们谈到我的股票、债券及其未来的安全性时，他们确保自己准确地使用了现在完成时，这是我和乌兹从来都没法自如运用的时态。这让我更加安心了。 在我身边，在中东，小小的口角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炮袭击着海法，哈马斯的火箭抽打着阿什杜德11的建筑。但即使爆炸声震耳欲聋，我还是睡得像个婴儿。不是说我不做梦，而是我梦见了银行承诺我的流水环绕、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由叫杰弗里或约翰或杰克的人替我撑着贡多拉。坐在贡多拉上望见的景色是耀眼夺目的，飞鱼随着我们游弋，发出类似席琳迪翁的人声向我吟唱我的投资组合每时每刻都在增值的壮美图景。根据乌兹的Excel图表，这笔钱最终能增值到足够我开两个热狗摊，或者如果我更喜欢的话，开个有顶棚的书报亭。 随后到了2008年10月，我梦中的鱼儿停止了吟唱。股市崩盘之后，我打电话给杰森，他顶替了上一个J打头的理财顾问，我问他是否觉得我应该抛售股票。他说我最好还是再等等。我记不清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他也跟别的在他之前姓名以J开头的人一样非常确切地运用着现在完成时。两周之后，我的钱又缩水了百分之三十。在我的梦里，银行还是那个银行，但是贡多拉开始翻船了，而那些飞鱼，连哪怕一丁点儿友好的态度都没了，也开始用同样熟悉的混杂着日语和德语的方言跟我说话。虽然我很想这么做，但我已经没有经济能力用热狗贿赂他们了。乌兹的Excel表格清楚无疑地显示我已经没有足够的钱开热狗摊了。我不停地给银行打电话。在最初的几通电话里，杰森听上去挺乐观的。随后他开始防备起来，从某种角度说，就是赤裸裸的冷漠。当我问他是否继续关注我的投资并试图从剩下的资金中保住点什么时，他解释起了银行政策：预防性管理的投资组合金额是一百万美元或以上。我马上明白了我们不会再一起同乘一条贡多拉旅行了。 “想想好的一面，”乌兹说，指了指报纸金融版上一个面容友善的人，“至少你没把钱投给麦道夫。”对乌兹来说，他毫发未伤地渡过了危机——他把所有的钱赌在了印度的小麦收成或安哥拉的武器或中国的疫苗上了。在这次谈话前，我对麦道夫闻所未闻，而现在我对伯尼和鲁斯12了如指掌。回头想想，除了在诈骗这一点上有所不同，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两个焦躁不安的喜欢编造故事的犹太人，都在一艘底部穿了洞的贡多拉上相伴航行了好几年。几年前，他是不是曾经也梦见他在火车站前卖热狗？也许他也有些知心朋友，像乌兹一样，一刻不停地给他一些狗屁忠告？ 电视新闻上的家伙刚刚发布警报，我们国家中部地区进入戒严状态，一些高速公路上设置了路障。据传有名士兵被劫持。回家路上我给列维买了包尿布，在音像店停了一下，买了几集《火线重案组》。只是为了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