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面的一片落叶 ◎吴文君 去子康老师办公室，墙上除了仿清代王翚的山水，还有一幅僧人的法像。 僧人看上去八九十岁高龄，披着朱红袈裟安然端坐，微笑着，既有佛门中人的慈悲，又有一种无法形容也无法描述，在追随宗教艺术的过程中超越了一切才具备的泰然自若。 听子康老师说这是中国台湾的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播种者，他的老外公，我不免惊讶。 二〇一一年我去台湾，途经花莲参观慈济医院，看过慈济创始人证严上人的专题片。依稀记得，证严上人皈依的正是印顺导师。当时行程匆忙，拿了几本慈济的宣传册，就随众人一起离开，去太鲁阁了。时间一长，更是淡忘了。怎么导师竟然是海宁人？出家前有过子女？什么时候离开海宁又是怎么到了台湾的？ 想起鉴真和尚六次东渡，从唐天宝元年接受日本留学僧的恳请，到踏上日本的土地，进入都城奈良，历经十二年，双目失明，且失去了心爱的弟子，屡遭劫难，才实现夙愿。所以，东山魁夷才会在《通往唐招提寺之路》一书中发出喟叹：“对于和尚来说，通往唐招提寺的道路，确实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导师所走的，又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在家时分 导师俗姓张，一九〇六年，清明的前一天，生于海宁卢家湾半农半商之家。七岁跟父亲去新仓镇，先进私塾，后进初等小学堂；十一岁，到硖石开智小学读书；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因经济所限失学。父亲见他不适于经商，读书还聪明，且出生第十一天就生了一场几乎死去的病，身体一向不好，便要他去学医，在一位中医师家里边学医边读书。 导师学习中医，因“医道通仙”四字，引发对于仙道的仰慕。不仅读了《抱朴子》《吕祖全书》《黄庭经》《慧命经》《仙术秘库》这一类仙经，且旁求神奇秘术，如奇门、符咒之类。虽沉浸于巫术化的神道教，着重于个体的长生与神秘现象，然而导师以为对自己目光的扩大，还是有着良好的影响。 十五岁，导师奉父母之命结婚。十七岁，到离家九里的旧仓镇第三小学教书，同年女儿金娥出生。此后直到二十一岁，在袁花第五、第十四两所小学往复执教。其间读到《辞源》中的佛法术语，因佛法的高深而向往不已。又因基督教友邀请去其自家设立的小学执教，接触到基督教。 在休谟的心目中，一切宗教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基督教并不高于希腊教、罗马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他也曾经说过，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哲学”，甚至认为，历来各种宗教的教义，本质上都是违反理性、违反自然的东西。导师研读了《新约》《旧约》后，对基督虽有好感，但无法接受信者得救升天国，不信者永堕地狱的观念。正因为基督教义中强烈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除属于己方以外，一切都要毁灭的思想，导师不能信赖神是慈悲的，所以也不信耶稣可以“为我赎罪”，因而终于不能成一基督徒。 鉴真十四岁陪父亲参拜大云寺，为佛像所打动而希望成为僧人；六祖慧能在路上听到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顿悟进入圣境。可能，宗教体验只能作为个人问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二十二岁时，导师读到的第一本佛典是《中论》。虽然对于《中论》的内容，导师并不十分明白，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使他走向了佛法。 二十三岁时，导师的慈母因肋膜炎去世；二十四岁，父亲又疑似得了肺癌，病了两个多月后去世。双亲的相继离去，让导师忧苦不堪，加深了离家之意。尽管，也是这一年，导师的儿子惠生出生了。 真的要定心事佛吗？导师不能不顾念妻儿。可是自问“不能从事农、工、商的我，能专心学医、教学吗？”导师的回答也是不可能。 去哪儿出家呢？当时的导师并不知道。由卢家湾、硖石、袁花几地构成的五十几里的小天地里，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不但神佛不分，更衰落到仅存香火经忏。导师依据经论得来的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他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 机会总是会来的。自认为内向，不会找机会主动与人谈话的导师看到报上刊出的“北平菩提学院招生”广告，这一广告如昏夜明灯，照亮要走的前途。 金娥——子康老师的母亲一直记得，一九三〇年的一天，二十五岁的父亲戴着草帽，提着一皮箱的行李和一网篮的书籍，从卢家湾的船埠头跨上一只小航船，随着船夫竹篙轻点，河水荡漾，就此离家而去。这一年她只有九岁，还有一个仅十个月大的弟弟。 子康老师的外祖母只以为丈夫要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又因迟迟收不到丈夫说好要写来的信焦灼不安。两位好心的邻居帮忙去上海找了两次也没有找到，子康老师的外祖母看邻居怏怏而归，多少已经猜出丈夫的去向，当即晕了过去。 年谱记载，正是这一年的10月11日，导师在普陀山福泉庵清念老和尚座下出家，法名印顺。 出家因缘 跟一位语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不但导师意想不到，梦也不会梦到的。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学院，路上所遇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带来的《普陀山指南》，是使导师得以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所以，导师才会说出“人生，只是因缘”“因缘决定了一切”这样的话吧。 翻开导师的自传——《平凡的一生》，第一章便是“一生难忘是因缘”。 因缘决定了导师出家的地方——普陀山，受戒的地方——天童寺，求学讲学的地方——厦门南普陀寺。 也是因缘牵引着导师，让他在佛顶山完成全藏的阅读，走过了他在经论中读过的名山古刹。福建的厦门、鼓山，浙江的杭州、奉化，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湖北武昌，四川合江、北碚，贵州贵阳，河南开封……都留下过导师求法的足迹。 在导师的回忆中，想去天台国清寺不成，而去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两次遇太虚大师，受大师劝说，去了本来不想去的武昌，再在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失守的局势下，从武昌到四川，是有一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在“引诱我，驱策我，强迫我，在不自觉、不自主的情形下，使我远离了苦难，不至于拘守普陀，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并且使我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地影响了几十年来的一切”。这种力量，不正是因缘的不可思议吗？ 一九四七年，导师接管杭州香山洞，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对当时的导师来说，这也就是他对佛法的理想。即使两年后，法舫法师一再催导师去香港，会为他安排住处与生活，又因漳州、泉州一带战云密布，导师虽离开厦门，去了香港，内心的真正目的，还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然而等到导师的《佛法概论》在香港出版，因为局势的变化，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 就这样，导师在香港待了三年。到一九五二年，因缘一件件地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夏天，当选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后又被推为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秋天，应“中国佛教会”之邀为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代表。7月中旬到台湾；8月，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行五人前往日本；9月，受聘担任善导寺导师…… 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在导师的一生中，都有极深远的意义。等到世佛会会期终了，返回台湾，太虚大师的在家弟子、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的李子宽邀导师留下，似乎也只是顺应因缘没有什么不可，以为“台湾与我有缘，而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缘”。 有顺的因缘，就有逆的因缘，一经成为事实，就会影响下去而不易解脱。 一九五三年与一九五四年之间自己为什么受到狂风骇浪般的袭击，导师以为，真正的问题是得罪（障碍或威胁）了几乎是来台湾的全体佛教同人。一是去日本出席世佛会，占去了长老法师们的一席。二是一到台湾，便住在善导寺，主持一切法务。善导寺是台北首刹，有力量的大心菩萨，谁不想主持这个寺院，施展抱负，广度众生呢？三是继承了太虚大师的思想，认为念佛是佛法的一项而非全部；净土不只是往生，还有发愿来创造净土。四是多读了几部经论，有些中国佛教已经遗忘了的法门，他又重新拈出，引起长老们的迟疑和不安。五是生性内向，不会交往，不会奉承迎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让人以为他高傲而目中无人。 导师写给子康老师的信中，提到过这段经历：“我是一生常病。专心于探求纯正的而能适应现代的佛法；有些见解，与中国传统的不同，可说是反中国传统的。由香港来台湾，受到传统佛教界的打击、厌恨，真是说不尽的。” 然而，身陷这样的逆境，从台中到台北，几乎全体一致的联合阵线，最后对导师仅发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没有人来盘问他，也没有被传讯、被逮捕。他似乎是仅凭了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然地渡过了风浪。 认识到这场风波真正的症结在于善导寺，“只要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一九五七年，导师正式离开了善导寺。虽然完全摆脱这是非场的影响，又花了几年，直到一九六〇年前后才告结束。 此后，导师只安心于探求佛法，建寺，讲经，弘法，内修，写作，还因《中国禅宗史》得到日本大正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写作的动机，虽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然而真正的理念，还是纯正平实的，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意在对治重死、重鬼的中国佛教；导师则认为天（神）化亦严重影响到佛教发展。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成佛，即人的人性的净化与进展，即人格的最高完成。对佛法的真义来说，不是顺应的，是自发地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 记忆与纪念 二〇一六年，我去洛杉矶，在郡立图书馆找到中文书的区域，朝前走去，第一排书架正中间，且正对着我的正好是导师编著的《杂阿含经论会编》。 我没有悟性，读宗教书像读文学书，不管懂不懂，只要合得上思路就读。导师的著作，最初吸引我读下去的，不过是《平凡的一生》第一页上的一段话： “静静地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地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 这本是导师对自己人生的了悟。 可这种感觉多么熟悉啊。 我以为我也是一片叶子，我也在随因缘起伏流去，不受主宰地向前、向前，等待一个沉下去的地方和时刻。 处境不好，心情低沉，遇事不知如何抉择，想来想去想到没有办法可想，总会记起书中关于因缘的两段话： “顺着因缘而自然发展。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吧！” “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 反正自己天性被动，做不了开创的事，不如（也只有）等待机缘等待奇迹，不顺归不顺，难过也还难过，却也安心了。 有一年，应该是读完《平凡的一生》之后，去子康老师办公室，我问：都说印顺导师思想高深，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以老师来看，导师的佛学思想核心简单说是什么？ 子康老师说：人间佛教，净心第一，自利利他。后四个字，尤其是后两个字“利他”，意思是知道，可怎么才能做到呢？我。我。我。做什么，想什么，都有一个我字，挡在前面。普通人又怎么领会，利他，原是最高境界的利己。 前一阵读稻盛和夫的《心》，发觉，整本书，稻盛先生原来都在讲利他啊！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心”的最深处与宇宙相通；“真我”所发生的“利他之心”，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所以，稻盛先生才会如此成功！从一家小公司起家，到创造两家500强公司，七十八岁加入日本航空公司，仅用一年时间就让破产重建的日航扭亏为盈，稻盛先生的秘籍，正是在于利他之心。 所以，在《心》中，稻盛先生一再嘱托：善于保持利他之心吧，尽自己所能行地去行，一切成功都归结于利他之心。 说是这样，凡人被短见和利益所障，要领会“一切法无我”，抱着“为他人尽力，自己的心灵才能得到磨炼”去行事，想想都难啊！ 十年间，我也问过子康老师几次，导师是海宁人，是从海宁走出去的，成就又这么大，为什么海宁至今都没有纪念导师的场所？ 子康老师每次都答：因缘未到。 这又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吧。 今年5月初，听说导师的纪念馆、图书馆已在史山寺筹备起来，我也赶过去瞻仰。 史山寺在城北的史山上，宋代就有，称“神官祠”，也称“显灵庙”，明代改称“潮音院”，据说一九四一年日军侵华时就毁掉了。现在的史山寺是二〇〇四年重建的。 史山虽不高，禅寺依山而建，三幢殿宇屋檐层叠，大雄宝殿高居山顶，下了车，人还在山门外，已能感觉恢宏的气象。一步步拾级而上，两边树木翠绿，清风吹来，又是一种感觉。 纪念馆门外的庭院布局精巧，像日式园林。馆内陈列着导师的生平、部分著作和塑像，看布置和材质的选用，既有浓厚的中国味道，又极具现代感。清水混凝土制成的照壁洁净朴素，只简简单单刻着“印顺导师纪念馆”，下午的阳光越过走廊斜照上去，好像导师就隐在这几个字里似的，望着，不觉站了好一会儿。转到背后，又看到那段流水与落叶的话：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地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段文字出于自传的最后一章，和第一章的落叶流水遥相呼应，既是全书的结语，也可以视为导师自撰的墓志铭。刻在此处，再恰当不过了。 图书馆紧邻纪念馆，“印顺导师图书馆”的匾额，是台湾福严佛学院院长释长慈题写的，还没有挂起来。馆里分成两部分，进门处是普通阅览区，七八张长条桌，坐得下数十个人，架上的文史哲类及通俗读物也比较适合大部分人阅读。往里，占据一整面墙的书架上，导师编著的佛学书籍整整齐齐排列着，真如一座大山一样高不可攀。 导师的全部著作：《妙云集》24册；《华雨集》5册；《印度佛教思想史》等10部12册，计八百万言。或许还不止。 这些书当然全都可以拿下来读——实在没有心力全都拿下来，那就遵从导师的建议，在《妙云集》中有选择地先读《佛在人间》《学佛三要》两本，再读《佛法概论》《成佛之道》，那就知道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了。 这个区域也放置了书桌。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书架边的落地大玻璃窗，引入光线的同时，也把室外的山景引了进来。窗前精心地摆放着茶桌、蒲团，进来的人尽可以坐下喝茶、看书、看窗外，是个来过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导师在《中观今论》中解释过为什么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自私本质的神我论者，没有为他的德行，什么都不过为了自己。唯有无我，才有慈悲，从身心相依自他共存、物我互资的缘起正觉中，涌出无我的真情。真智慧与真慈悲，即缘起正觉的内容。” 站在尚未全部完工的图书馆里想到这段话，又有了不一般的感觉。引我来此的，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呢？当下无语，心里却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愿我，也愿走进史山寺，走进纪念馆、图书馆的人，都能，都能熏染到一点导师所说的真智慧与真慈悲才好。 （选自2021年第5期《江南》） 原刊责编 周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