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史记》 ◎王 干 汪曾祺深受明人小品影响，特别喜欢归有光，他自己也直言不讳。他在《小传》里明言：“中国的古代作家里，我喜爱明代的归有光。”在回顾个人成长和创作历程的《自报家门》一文中，他写道：“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汪曾祺文章的“明韵”是清澈的、明亮的，也是很有魅力的。但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有归有光和明代的小品文，还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这在汪曾祺研究中很少有人提及。其实他在《谈风格》一文中引姚鼐《与陈硕士》的尺牍来评价归有光时，提到了司马迁：“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流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 也就是说，归有光追求的境界与司马迁的“深有会处”，一个“深”字，说明归有光未能超越司马迁之境。细读汪曾祺的作品，汪曾祺对《史记》也是心向往之，在谋篇布局、人物塑造方面，以及语言“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上，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与太史公“深有会处”。他的小说不仅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还飘荡着《史记》这部“无韵之《离骚》”的前韵。 这源于汪曾祺的童年记忆。汪曾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而《史记》自然不可少。但汪曾祺读《史记》不是普通的阅读，当中是有故事的。他在《一辈古人：张仲陶》一文中写道：“我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似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算起来大概是虚岁十二岁即实足年龄十岁半的时候。我是怎么从张先生读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亲在和朋友‘吃早茶’（在茶馆里喝茶，吃干丝、点心）的时候，听见张先生谈到《史记》如何如何好，《项羽本纪》写得怎样怎样生动，忽然灵机一动，就把我领到张先生家去了。我们县里那时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经书外，读集部书的较多，读子史者少。张先生耽于读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项羽本纪》，我以后再也没有跟张先生学过什么。他大概早就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汪曾祺的学生了。”汪曾祺读《史记》的时候，是老师张仲陶背诵给他，然后讲述，这种奇异的教学方法让汪曾祺终生难忘。汪曾祺能不能完整地背诵出《项羽本纪》现在不得而知，但《史记》在他启蒙的文学教育里确实有先入为主、终身受益的功效，我们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处处能感受到《史记》的“幽灵”在徘徊。 实材 《史记》是史书，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是巅峰之作。《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巨著，也被称为中国小说创作的源头，更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开山之作。《史记》作为一部独特的史学著作，它不是依照编年的方式或事件的结构来编写历史的，而是以人物来写历史，让历史事件在人物的命运中呈现出来，因而这样的历史必然带着更多的文学色彩，因此也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开端。 汪曾祺认为，小说就是回忆，这就把小说的虚构性削弱了很多。回忆当然不是实录，但回忆带来的元素让小说具有某种个人史的味道。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史记》的价值观，历史是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呈现的。汪曾祺的小说就不是从虚构出发，而是将基点放在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身上，连地点也是真实的存在。现在很多人知道高邮的地名，都是通过汪曾祺的小说了解的，大淖、草巷口、马棚湾、焦家巷、越塘、中市口、承志桥都是在汪曾祺小说里出现的。大淖原来高邮人都写作“大脑”，因为《大淖记事》里汪曾祺对蒙古语“淖尔”的考证，现在高邮的地名也将“大脑”改为“大淖”了。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也往往都有出处。有的是直接使用生活中的人物的名字，《受戒》里的小英子，《徙》里的高北溟、高冰、高雪、汪厚基，都是真实的名字；而有些人物则略做处理，比如《鉴赏家》里的季陶民，在生活中叫王陶民，而《岁寒三友》的三个人物也是真实的，但人物的名字做了改动。一九九五年高邮电视台的记者陈永平去采访汪曾祺时，汪曾祺告诉他们：“这三个人跟我父亲是朋友，我父亲跟王瘦吾、陶虎臣特别好。陶虎臣的原名叫陶汝，在草巷口拐弯儿的地方开店卖鞭炮；陶汝的女儿被卖给别人，他自己上吊，这个故事有。本来这三个人的故事并不在一起，我通过他们的遭遇，特别是陶汝女儿的遭遇，把故事捏合在一起……自从《鸡鸭名家》之后，我有意识地从这些人身上发现美，不把市民写成市侩。这些人有他们非常可贵的地方。”《异秉》中的王二也是实有其人，现在高邮北门还有“王二”熏烧店。 汪曾祺的小说常常有人物原型，很多人物直接来自现实。为避免引起误解，以至于在《云致秋行状》的结尾，在写完“为纪念一位亡友而作”之后，又郑重其事标明“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文中所写，并不都是真事”，可见他小说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的重合度有多高。有些是在人物的原始形态基础上“长”起来的。《八月骄阳》写的是老舍之死，里面的太平湖是真实的，里面出现的老舍形象和真实的老舍是一致的：“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见了顾止庵，略略点了点头，往后面走去了。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得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但里面出现的张百顺、刘宝利、顾止庵是虚构的，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写老舍自杀前的社会氛围、时代气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在《北京文学》于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召开的汪曾祺小说研讨会上，听到吴组缃先生对此篇赞不绝口，当时有些不理解，等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以后，再读这篇小说才慢慢体会到当中的妙处，汪曾祺对北京普通民众的生活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在《星期天》这篇小说中，汪曾祺写的是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致远中学教学的一段经历，小说采用树状结构，自然展开。前面介绍学校的几个人，最后一场舞会让人物全部出场，于此戛然而止。有意义的是，汪曾祺当年在致远中学的学生张希至读了这篇小说之后回忆说：“一九九五年七月，他送我一本他新出的《异秉》集，嘱我回去后读读《星期天》一篇，说是写我们当时那个学校的。我读了，是写老师们当时的生活的。把学校的环境写得那么详尽，每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星期天》不仅“每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许多人物姓名也采取谐音的办法，没有大的改动。比如校长赵宗浚，原型叫高宗靖，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日《解放日报》第十三版的“讣告”清楚交代了他的“后事”：“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原常委、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前身致远中学的创办人、校长高宗靖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二十时五分在上海同仁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二岁。根据高宗靖同志生前遗愿，遗体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小说里，两位下围棋的国手曾经怀疑学校里是不是有共产党，虽然最后用上海话“难讲的”收尾，但多年之后张希至的话证明了汪曾祺当时的敏感。 异秉 《史记》除了描写帝王将相、英雄义士这样的大人物外，还将笔墨落到一些有异秉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常常有过人之处，或有一技之长，或拥有不同常人的“畸形”人格，比如《滑稽列传》记述的都是一些出身卑微而又机敏多辩的底层人物。《太史公自序》曰：“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淳于髡、优孟、优旃一类滑稽人物虽身份低微，但因其“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脱俗精神，及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司马迁也愿意为他们立传。 汪曾祺对于这样出身微贱，但有过人之处或异乎常态的“畸人”充满浓厚的兴趣和赏识。汪曾祺早年写过一篇小说《异秉》，是带有反讽的，三十多年以后，汪曾祺又重新写了《异秉》，说明汪曾祺对“异秉”一直抱有浓烈和深切的关注。重写《异秉》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反讽基调，但之后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常常身怀绝技，都不是寻常之辈。《故里三陈》中的“三陈”都是有异秉的。陈小手是男性接生婆。“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陈四是高跷踩得好，他可以从高邮一路踩到三垛（高邮下面的一个镇），还能表演各种绝活。陈泥鳅“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旋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儿，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这样三个“奇人”命运各不相同，陈小手在救了团长的太太和婴儿之后，被团长枪杀；而陈四不堪侮辱，退出行业；陈泥鳅属于善有善报，义举被乡人认可。《鉴赏家》里的叶三，卖的水果就是比其他水果贩子的要好，而《熟藕》里卖熟藕的王老就是把藕煮得火候恰到好处，比其他藕店味道要好。 都说汪曾祺描写的是普通人，其实这些普通人也是不“普通”的，他们或性格怪异，或身手了得，都有“异相”或“异技”。这和《史记》善写人物的异相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写项羽“重瞳”，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都是对某种“异秉”的直观描写。《吕不韦列传》里写到了嫪毐的异秉和赵姬的荒淫无度。年幼的秦始皇继位时，吕不韦和太后私通掌握着秦国大权，后来秦王嬴政成长很快，吕不韦自知继续通奸后患无穷，但又要满足赵姬的淫欲，听说嫪毐有异能后，心生一计，派人将嫪毐收入府中，不时让他表演转轮之术。赵姬听闻其能力后大喜，与吕不韦合谋让嫪毐假受腐刑，剪眉除须后，顺利以宦官身份入宫侍奉太后。“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毐的异秉和吕不韦的奸诈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后来的小说人物塑造提供了参照。 汪曾祺的《受戒》写到三师父仁渡玩飞铙玩得很好，像杂技一样，属于有异技的，写到那个经常和几个和尚打牌的偷鸡的人则是有“异器”，这个“异器”就是铜蜻蜓。“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 这也是一种异秉，现在叫“神器”。汪曾祺对种种“神技”“神器”“神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鸡毛》中，他写寡妇文嫂靠养鸡维持日常生活，后来三只鸡被人偷吃了，她很伤心，但不知道谁偷的。最后发现是住在文嫂家的大学生金先生（金昌焕）偷的、吃的，因为金先生毕业离开文嫂家，文嫂发现了他床下藏着一堆鸡毛：“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的，怎样煺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熟悉汪曾祺作品的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联想起铜蜻蜓。 至于《史记》式的白描，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已是中国小说经典传统了，不用多说。最后想说的是，汪曾祺秉承《史记》的抒情精神，他自称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毫不掩饰对抒情的偏爱，而《史记》的“太史公曰”一反史书之格局，时常有很抒情的段落，与“史”的客观冷静不同。 在《项羽本纪》的最后，太史公曰：“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而汪曾祺在《徙》的末尾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同样的壮志未酬，同样的感慨。虽然霸王的伟业和高北溟父女的雄心不可同日而语，一是图谋天下，一是实现人生，常人看来，有大小之分，但对个体来说，那一刻的内心的柔软和苍凉是等质的，帝王与平民的孤独、帝王与平民的苍凉，在文学上有同样的审美效应。很多人喜欢白居易的《长恨歌》，因为那里面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和老百姓的爱情是共振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就是爱情的普世价值。高北溟父女的人生困厄，或许让汪曾祺想起了少年时代听《史记》的启蒙老师张仲陶背诵《项羽本纪》的情景，书中司马迁对楚霸王悲剧的感慨这时候也就自然流到笔下：“难矣。” （选自2021年第2期《人民文学》） 原刊责编 梁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