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谜面 一 张继高先生去世，北京投资在纽约设置的中文电视台播出新闻，称张氏为“张继高先生”。据我记忆这是该台首次对台湾人物冠以“先生”的敬称，在此之前，无论何人一律直呼其名。 新闻播出的这天，该台“台湾新闻”时段仅有三条消息，张氏的丧讯为第一条。 然后，台湾出版的报刊不断出现悼念的文字，篇幅之多，持续之久，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在台湾新闻界从业员身后无人能及。 二 张继高先生一生受人尊敬，也一直准备接受尊敬。他的服装、仪容、表情、声调、语言修饰，使他在出台时能改变剧场的气氛。加上学识精进而又谈吐平易，内力深厚而又坦荡明朗，经营上流社会的管道而又在财富权势前从容矜持，他人不可两全，张氏则矛盾统一，高明自在。这一切使人佩服，因佩服而生敬意。 想当年他从高雄调到台北担任《香港时报》特派员，那时候台北市“总统府”前的广场上有个木材构建的露天球场，是当时重要的体育中心。有一次，某报社的社长入场观赏篮球比赛，看到兴浓烟瘾发作，伸手一摸口袋，忘了携带香烟，于是顺手掏出钞票，对坐在旁边的体育记者说：“你去买包长寿来。” 第二天，台北市外勤记者圈轰然爆炸了一个话题，很多记者互相询问：“如果你的老板要你到球场外去买包香烟，你如何应付？”这似乎成了一道考古题，测验别人的机智、自尊心及适应能力。谁也未曾拿这道题目问张继高，因为，“没有人会支他去买烟”。 张先生一度到“中广”公司国内广播部做副主任，居王大空先生之次。王主任口才犀利，经常制造反高潮，他讥刺权威，也暗笑弱小，妙语流传于文教界，为当时四大名嘴之一，他没有另一“名嘴”孙如陵先生那样忠厚，孙系娱人而不伤人，王氏往往伤人以娱己，中广自总经理以下人人有机会被他点名，唯独对张继高语言正经，他说：“张继高是个不能开玩笑的人。”“四大”的对号本来也只是一个玩笑，所以张继高并不在内。 在台湾，每年少不了台风过境，大雨随之倾盆而下，如果风力雨量超过某种程度，可以经由广播电台之宣告，各小学自动停课，这个办法是张继高作成的。在这个办法出笼之前，每当台风登陆过境的那天，学童照常到校，沿途险象环生。空中掉下来的招牌和电线可能落在他们身上。汽车驰过，水波四射，像刀劈墙压把学童弄成出水雏鸡。那时马路上有施工未完留下来的坑洞壕沟，在积水掩盖下，行人看不清楚，学童可能掉下去，后果难测。那时升学第一，校规至上，谁也不敢“无故”旷课，可是挣扎进了校门，可能白来一趟，因为老师们困在家里。每次台风过后，总有大批孩子感冒，有时候感冒人数超过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中少数人病情严重，要打针吃药躺好几天。咳，那时孩子真苦。 我在报纸副刊的“小专栏”里陈述了孩子的苦况，张先生看了。那天王大空离开台湾，张继高代行，他趁机会牛刀小试，邀集“教育部”、教育局、气象局以及各小学的代表到中广开会。此举深得人心，大家热烈赞成，按下不提。且说开会那天，预定开会的时间过了五分钟，与会人士到齐，张继高才缓步入场。有开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会前的寒暄大家都很投入，声音不免嘈杂，但是，那天，大家看见张继高，全场“立地”沉静，所有的人站起来望着同一个目标。谢鹏雄先生近有一文，他给“文明人”定下标准，文明就是低声，“说话低声，吃饭低声，走路低声，关门低声。”张继高那天低声，甚至无声，但全场肃然，因为低声或无声之中有压力。似乎可以说，文明人低声，但“文明的领导人”低声而有压力。他那天轻轻走到每一个人面前，轻轻递上一张名片，轻轻报出自己的名字，转身就位、精气神完全领摄全局。我叨陪末座，暗中满心赞叹，这架式，这统驭能力，“中广”何曾有过？ 三 我得与张继高过从，可说是非分的享有。那时收音机还在装置真空管，还在用七十八转一摔就碎的唱片，还在用电线杆的材料做天线，录音机上缠绕的还是铜丝。那时“中广”公司举办来台后第一次听众意见调查，身在南部的张继高得了第一名，奖品是“飞歌”牌五灯收音机一架。 张继高的意见专对音乐节目提出，洋洒五千言，表现了丰富的知识、宽阔的视野、远大的规划，“中广”当局惊为天人，张氏北来领奖，结识“中广”音乐组长林宽，复以燕京校友之故，特别见重于“中广”副总经理罗学濂。回首来时路，那时张继高对以后决心推广西洋音乐、并籍推广音乐来开展人生的前景，应该已有大计。广播是传播音乐的利器，他由此“楔入”“中广”。 当年“台湾公私营各广播电台”合办了一个半月刊，名叫《广播杂志》，以宣传各台节目为主。第一任主编为“中广”资料室主任蒋颐，第二任是我。我接手后决定划出一部分篇幅刊载有水准的文章，去信央张先生写稿，虽然广播杂志等级不高，销路不广，稿费也低，他立刻答应，稿子按时供给，并且经常附来长信。民国四十六年他调职北上，走进办公室第一天就打电话给我，我立刻去拜访他。回想当时，他也许把一个为“台湾公私营各广播电台”编刊物的人想象成一个枢纽人物，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使我早岁遇一高人。我敬佩他，他不拒绝敬佩，也希望多知道一些“中广”的内情，我们仍然密切交往了好多年，不过为《广播杂志》撰稿的事就此作罢了。 且说台北初会。记得他的采访部设在衡阳路附近的闹区，邻近所谓电影街，我那天想顺便看一场电影，先卖了一张票，而且是高价购得的黄牛票。谁知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定之后，完全被他的谈吐吸引，竟把看电影的事完全忘记了！他那天所谈不过日常心意，过眼众生，只因他的语言组织有很考究的形式美，修辞方法糅合中西，听来如读周作人、陈西滢、梁实秋的散文。更胜一筹的是，纸上文章是“哑传播”，是“隐身传播”，缺少“声色香味触”的感染，那天我才确信：谈话果然可以成为艺术！ 那时我们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人早已发现，“哑传播”的文章移在“响传播”中使用有问题。五四以来的语体文是文言、方言、翻译文体和北京话的混合，其中有许多地方听不懂或听不清楚。“总统视事”和“总理逝世”是严重的混淆。（我在“中广”曾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不久，“视事”即改为复职，但宪法中并无复职之说。）“步下飞机的朴正熙总统的夫人身上穿着苹果”是可笑的误会。（下面还有“……绿的旗袍”，因句子太长，播音员仓促中断。）如何处理文言、方言、翻译文体求其“可听”，是我们那时的苦闷和努力。听张继高先生谈话我时时若有所悟，我们遭遇的问题在他的谈话中全不存在，从他的“说话”里汲取“响传播”的技巧，我写了一系列文章申述心得和主张，这些文章后集成一本书，名叫《广播写作》，它对“广播文学”的形成是有作用的。没有张继高就没有这本书。 四 人所共知，张先生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有渊博之名。他渊博，是因为他读书，他读书，是因为他敬业。 今天的新闻记者都是专家学人，手不释卷，当年张继高跑外勤的时候并非如此，记者出身、参与《文星》杂志创办工作的一位陈先生曾经愤慨地说：“上一辈的新闻记者天天读书，我们这一代记者至少天天看报，晚一辈的记者只看麻将牌。”陈先生的话不免过激，但张继高读书之勤的确是他显著的特色。 为什么读那么多、那么杂的书呢？因为他是集大成的新闻记者，是驻首善之区的特派员，采访各式各样的新闻，涉及各方面的知识，固然不求甚解也可以对付，和采访一同成长更能自得其乐。记得某一天，大陆宣布把领海由三海里扩充为十二海里，我当天看见张先生抱着一叠书在街上走，他说要了解领海到底是怎么回事，准备迎接新闻的发展。又有一次，他到处找《中英条约史》一类专著，我说你是忙人，怎么看这种“闲”书，他说近日要去访问叶公超，谈话涉及某某条约，必须知道条约原文。 人所共知，音乐是他的最爱，他下的功夫也最多。斯义桂第一次来台湾举行演唱会，他事前拿到节目单，反复听这位音乐家以前的演唱录音。节目单中有一段冷僻艰深的歌剧选曲，斯义桂不轻易唱，他找不到录音就听西方音乐家灌的唱片，直听到唱片出现沙声，直听到他能发觉斯义桂唱漏了一句。他在日常工作中随时这样“异常”地充实自己，超过工作的需要，芬芳四溢，让别人服了他。 中国的广播事业一向由工程师挂帅，战前，大陆上第一个电台都有工程师担任台长，他们贡献很大。退到台湾以后，广播的使命一再增加，节目部门越来越重要，形成工程为节目服务的局面，工程专家不能适应，时时与节目人员龃龉，总经理和节目部主任都不懂工程，一旦面对技术上的理由，任何构想只有妥协。后来“中广”想办电视，黎世芬总经理决心消除这个弱点，他在百忙中读电视工程，到国外买书，订阅专业杂志。当黎总经理谈论工程方面的问题时，节目部只有一个人能接腔答话，那就是张继高，原来他也到国外买书，订专业杂志，研究工程。 近十几年我很少看见他，曾经听说他读《金刚经》，用英文译本。我听了会心一笑，这就是张继高行事的风格：目前佛家是显学，应该涉猎；出手要高，所以读这部“经中之经”；《金刚经》艰深难解，若读白话注解又未免低俗，英文释本则显出身份，英译事实上也就是用英文解释一遍。那时还没听说他生病，他一向很健壮，如果他那时已知自己有不治之症，咳，读《金刚经》的意义就深刻了！ 五 如果我们拍一部名叫《张继高传》的电影，应该以“中广”的听众意见调查开场，这是一个象征，他后来以他的博闻强记向各界人士提供意见，“赠人以言，重于珠宝”，受惠者不计其数。我认为他类似梁启超，是现代化的启蒙人物，几乎对任何问题都能作出前瞻性的分析评论。他那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未必都很精到深刻，但足以答复外行人的问题，也足以提出问题启发内行。 张继高在他的《必须赢得人》一书中指出有九种人不读书。有趣的是，他一生和这九种人接触频仍，这些人大半是社会枢纽，他们若是一向勤读，大概到不了这个位置，到位之后仍不读书，那就是社会的危机。六七十年代，台湾走向富庶，饮宴酬酢极多，九种人或十九种人酒会饭局无虚日，“爸爸回家吃晚饭运动”毫无效用，《今天不回家》一曲响彻南北。高度成长的张继高无可避免卷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异的是，他把饭桌当成读台，我多次亲见他谈论在座诸君子最关心的问题，因人说法，几乎无所不知。他和九种人乃至十九种人分享所得，甚或专为了这九种人乃至十九种人作巧妇之炊，含饭哺人。 台湾的炎夏很长，大家平时只穿香港衫，有正规活动才用得着西装领带。像王大空、张继高这般层次的人，都在办公室里挂一套“行头”，下了班立地换装直赴饭店会场，不必回家。张先生曾戏称这是“穿衣陪酒”（当时台北的色情业由所谓脱衣陪酒）。据我所见所闻，张先生入座以后并不急于发言，多半是别人说，他听，等“酒过三巡，菜上五味”，他知道今天该说些什么，这以后，几乎全是他的时间。他说话，第一，没人打断，乱以他语；第二，没人质问、反驳；第三，没人另立话题，割据一方，开小组会。凡是有社交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座中有些人比他职位高，或是比他有钱，或是在社会上更有群众。 能到这般地步，除了张氏语言有味、面目可新以外，还有别的因素。例如，当年有知识垄断的风气，一位任职某大学图书馆的朋友说，每一位系主任都把本系最重要的参考书全部借去放在家里，使别人读不到，以维持自己的优势。为人处世，平时谁也不说与人有益的话，“助人为失败之本”，社交的要领是“言不及意，皆大欢喜”。环境如此，张继高的谈吐就近似沙漠中的绿洲。还有，依照宴会文化，席上莫论人非，莫露己才，莫问国事，对一般人来说，可谈的话实在填不满散席以前的时间，没有张继高这样的人，势将满座不欢。 “名嘴”王大空先生也能“高谈雄辩惊四筵”，往往一句既出，满座倾倒。他的幽默机智也曾深深启示了我。王先生给一般人的印象是永远称心满意，兴高采烈。他，老实话夹杂吹嘘，自负中有自嘲，经常制造永不逊色的愉快。然而他像过庆日的焰火，漂亮，没有营养。而且他谈话要短、要集中，时间一长，难乎为继。 六 张继高先生在台北未尽其才，《征信新闻报》和“中国广播公司”争相延揽，余董事长求贤若渴，捷足先得，“中广”节目部同仁颇有挫折感。我对那时的当家副总经理李荆公说：“‘中广’晚了一步。”荆公垂下眼皮，看着烟斗里冒出来的烟，徐徐而言：“不晚，中国的事要有耐性。” 我问张先生何以舍得“中广”而就《征信》，他说：“《征信新闻报》由一份四开油印的单张发展为大报，咱们得去看看人家怎么成功的。” 张先生“进出”《征信》，复归“中广”，“中广”果然“不晚”。张氏到《征信》取经，未知所获几何，我只觉得他仿造了几副面具，从此世故深沉，没有以前容易相处了。 当时“中广”有两个职位供张氏选择，一个是对外广播部主任，一个是台湾广播部主任，而他愿在台湾广播部工作，“开高走低”。对外广播部以天涯华侨为对象，理论上也包括外国政府，那不是他培育音乐花朵的土壤。由此一事可见他志在乐事，心念中国。 张氏借口需要休息，迟迟不到“中广”上班，“休息”期间连开五个高水准的音乐会，这在今天恐怕也是大动作、大手笔。“他人有心，予以度之”，张氏要表示他办事无须倚仗“中广”这块招牌，以后进了“中广”再办音乐会，可以堵悠悠众口。 “中广”台湾广播部主任王大空也是才子。当年“中广”节目由邱楠先生掌舵，据说他手下有三张王牌，后来时移势易，一王独大。 王主任不是行政长才，深恐这个副主任“尾大不掉”，产生了“瑜亮情结”。“中广”同仁某某告诉他，“张继高是个温柔的野心家”，另一位同仁某某告诉他，“半年以后你恐怕不再是主任了”！这些言词加深了王的猜忌。张氏再三问我说这句话的是谁，说那句话的又是谁，我诚恳劝他不必探问，因为“半年之内，王主任自己会说出来源”。张对我的答复颇不满意。几个月后，果然，王大空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口吻，“交代”这句话出自张三，那句话出自李四。 张、王两人有太多差异。张属于敛才型，王属于露才型。张似明湖，王似飞泉。张似策士，王似名士。张似棋，王似书。张似乳，王似酒。如果以瑜亮相比，张近亮，王近瑜。我觉得王主任的别名才应该叫吴心柳，他行事如无心插柳，不成行列。 王大空早年原是当行出色的广播记者，五十年代初期，他在“没有前例可以参考”的情形下单枪匹马到菲律宾采访亚运新闻，经由马尼拉广播公司向台湾播送节目，每天四个小时，一连十天。（那时没有通迅卫星。）“中广”总经理魏景蒙先生誉为“一个人办一座广播电台”。像王大空这样的人应该支领高薪，依那时的人事制度，要加薪水必须“升官”，以致王大空逐渐退居二线，对他对“中广”似乎都是损失。 张、王两人相向而坐，用大白话来说“鼻子碰鼻子”，张继高处之泰然，不辱辞色。李荆公听到了，告诫我们不可介入。不久，“中广”另设新闻部，调张先生为主任，使两人各治一方。那几年黎总经理雄心壮志，先后主办亚洲广播会议，广播语言研讨会，并专设“中国电视公司”，继高先生台前幕后，皆居要津，相形之下，王主任京华寂寞。两人仍时常在公私场合同时出现，我细心观察，张始终以平常心待王，不骄不吝，略无芥蒂，君子之交，全始全终。王大空退休后写作，出版散文集《笨鸟单飞》，张为文评介，颇多誉扬。王病重，张又写了一篇《请大空不要单飞》，温语殷殷。看来“必须赢的人”赢了整个牌局。 七 张继高长于人际沟通，这固然是由采访工作历练，更应该溯源于天生。当年办音乐会，节目要先送审，承办人一看，说芭蕾舞演员的裙子太短了，于法不合。海关说芭蕾舞的裙子太多了，要征重税。当年还有一项规定，所有的演出节目，其作曲人和演唱者必须思想纯正，否则由音乐会的主办者负政治责任，于是你得为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具结担保。从这个角度看，那时在台湾推广世界级的著名音乐真费力气，多少事需要开先例、打通关。张继高无不举重若轻，马到成功。 张先生深知“事以位成”，他迅速发展上层关系，“媚于奥”或“媚于灶”都于事无补，要紧的是你的祷告上达天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台演奏，“国民大会”居然休会三天，让出中山堂场地。美国空中交响乐团来台演奏，治安当局居然在博爱特区管制交通，使汽车噪音不致传入三军球场。当局如此“礼遇”音乐，举世都可以传为佳话。“吴心柳”神乎其技矣！ 大约在张继高离开《征信新闻》之后，进入“中广”公司之前，他主办的音乐会里有这么一个场面：第一排正中坐着“副总统”、“教育部长”、“外交部次长”、英国美国德国使馆里的文化参赞，“吴心柳”用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他们有说有笑，“中广”总经理黎世芬先生则远远坐在一排的边缘静待开幕。这回轮到黎先生以平常心对待张继高了，黎氏从未觉得张继高出了太大的风头，伤了他的尊严，两人“君臣”如初。常言道，一等的老板用一等的人才，二等的老板只能用三等的人才，黎先生其为一流乎！ “中国电视公司”成立，张继高去做第一任新闻部主任，不久，我也借调到“中视”节目部办事。那时电视是热门，电视新闻是热门中的热门，他任使得人，只掌握方针，不涉细节，一副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神态，俨然电视大红尘里的仙子。见他好整以暇，我就常到他的办公室里谈天请教。某天韩国发生严重学潮，他的电话不断，“教育部长”每三十分钟一次打电话来问学潮的最新状况，这该是第一个最关心学潮的机构，唯恐台湾的学生受到影响。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每小时一次，打电话问韩国华侨有没有受到损害，这该是第二个最关心学潮的机构。电话既然多起来，我连忙辞出，暗想：他到底认识多少人！ 多年以后，他已是半退隐状态，我从报上看见一条消息说，情报局汪局长请客，有陈启礼和吴心柳等各位先生在座。由此想起张先生善与人交，能同时照应台阁与江湖，保守与激进，本土与西化，诗社与股票行。天下何人不识君，那有多辛苦！ 八 张继高先生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有些悼念文章如是说）只是晚近的情况。细味他“早岁那知世事艰”的言行，从零零碎碎影影绰绰中可以窃知他亦有用世之志。本来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以便“致君尧舜上，能使风俗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古典抱负。他一衫一履，一饮一啄，一颦一笑，分明都经过严格的自我训练，准备以完美的形象做公共人物。 张先生崛起媒体，行走乐府，名动公卿，其人可以大用，应该大用，可是终无大用。就整个社会的构成来说，电视公司的新闻部主任算什么，竟以我们永不知道的原因，“忽然”不能安于其位。我们都视为一项变故，颇受辱撼，以他结交层次之高，方面之广，犹难瓦全，可见我们经营的都是泡沫。他历经沧桑，都能不增不减或有增无减，这次受到真正的挫折。他累了！他对王大空说“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为他的新人生观发表宣言。他像历史上另一位有名的张先生那样，“忽然”发现最重要的事乃是雇一条船，顺流而下吃莼菜鲈鱼。 自古以来，“才”和“用”两者有差距分歧，“果”和“报”也往往失之交臂。岂止“遍体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猫天生巧慧，能火中取栗，它背后不是站着狐狸吗？古人说不该用千里马驾车，今人说用千里马驾车才可以为财势添一佳话。“用”要有“遇”，“遇”是前世的缘、来生的债。“人定胜天”，张先生最推崇的那位中国宰相添了一句：“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天。”张先生渐渐把他的块垒写在脸上，“丰神秀朗”那是遥想公瑾当年。 我想，张先生虽然多年来光芒四射，毕竟未尽其才。我总觉得他心中有未流的泉，未放的蕾，未化蝶的蛹。我总觉得他欲行又止，欲言又止，欲取欲予又止。古人说，君子放之则成川，聚之则成渊，我总觉得张先生成川时少一分澎湃，成渊时少一分宁静。从四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每个人是一则谜语，谜面有的可爱、有的美丽、有的滑稽、有的浅薄、有的使人急于破解，……有的完全相反。总有些谜永远燃烧我们的梦魂。 张先生有“三不”：不教书、不出书、不上电视。教书出书是中国“士君子”不得志于当道的善后方案，孔子率先躬行，如果孔子是教主，这就是他立下的救赎，而张先生不主故常，继然拒绝，“退一步”的空间何在？据此推演，张先生还有“三不”，那就是“不经商，不竞选，不信教”。如此这般究竟是大彻悟还是大悲愤？思之泪下。幸而他终于在九歌出了三册文集：《必须赢的人》、《从精致到完美》、《乐坛春秋》，使人稍解悲怀。 死后原知万事空，生前称他为“张先生”的，现在下笔悼念的是“继高兄”。张继高毕竟是高人，他死后不发讣闻，不开吊，器官移植，遗体解剖，骨灰入海。截至目前为止，“后现代”治丧的新观念都在这里。他一向出手高，“高大全”。大刚强生出大割舍，悬崖撒手，惊心动魂，我来不及擦干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