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美学形态 民间最有兴趣的东西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历史，老百姓会通过戏剧、文学去认识历史。比如，三国的历史就是民间了解人性、了解政治关系、了解兴亡的一个重要范本，所以三国戏一直到今天都很受欢迎。其实《三国演义》不止是“历史教育”，它也是“政治教育”，老百姓很单纯，就是通过这样一部小说去大概了解所谓的政治是什么，所谓的官场是什么。大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喜欢几个故事里的人，比如刘备，比如关羽，比如张飞，因为他们身上好像还有民间的单纯，就是卖草鞋的，或者卖猪肉的，“桃园三结义”之后就一起去打天下了。曹操就很倒霉——尽管他在历史上并不是《三国演义》里的样子，老百姓最讨厌这种心机很深、总是怀疑别人的人，于是戏台上他的脸就越来越白，变成一个大坏蛋。与之相反，正直、热情的关羽则是民间喜爱的对象。 关于三国的历史和文学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东西。比如诸葛亮的“空城计”，《三国演义》里讲得非常精彩。他本来想一直在卧龙岗隐居，结果很“倒霉”地碰到知己刘备，便出山去帮助他。刘备本来是最弱的，没有土地，也没有兵权，在诸葛亮的运筹帷幄之下，竟然可以建立蜀汉，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刘备死后，他的儿子阿斗是扶不起来的。司马懿大军打来了，蜀汉军队根本无力抗衡。我们看《三国演义》看到这里，真是觉得惊心动魄，但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部分。诸葛亮大概是忽然觉得蜀汉结束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一生的功业也到了最后，身上的重担也可以放下了，我想他是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这样一个极度聪明、超越了整个历史的人物，让人拿琴过来，开始在城头上弹奏，然后城门打开，几个老兵在那里扫地。我一直觉得诸葛亮此举未必是计谋，大概真的是事到临头的时候，觉得生命就是这样一清如水。如果在戏台上，演员就要开唱了：“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他根本不想去争逐天下，可是被先帝看重，就背负了这样的时代使命，现在三分天下大概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了结了。弹着弹着就说自己面前缺少一个知音的人，好像一生都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的心事是什么。司马懿带着大军来了要打仗，这时城门都开了，打进去把诸葛亮抓住就好了，可是我们看到一清如水的心情是最高的计谋，因为司马懿不相信诸葛亮会把城门打开，会只有这几个老兵，会这样扫街，还这么悠闲地弹琴，而琴声又那么安静。很多人说这个时候诸葛亮手都应该是抖的，因为大军就在面前，可是他没有。这一段故事写得真是精彩，但根本不是历史，而可能是一个民间的说书匠编造的诸葛亮的晚年心事——他曾经叱咤风云，经历过人世最大的沧桑，在面临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其实是安安静静、一清如水的。但是司马懿不相信诸葛亮在面对生死时能这么坦荡自在，所以他跑掉了。 “空城计”在历史上是根本没有的事情，可是小说和戏剧有机会去发展一个人内在的世界，也填补了历史的一些空白。这个传统要追溯到哪里呢？我觉得中国小说的鼻祖其实是司马迁。每次我读《史记》，都觉得完全就是小说。楚霸王告别自己最爱的女人，告别他的马，唱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这样的悲歌，最后在乌江自刎，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看到的，可是司马迁完完全全就当历史在写，今天的戏剧、电影也一直在演霸王别姬的故事。司马迁留给我们一个这样悲壮的英雄形象，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能考证它到底是历史还是小说。项羽在乌江自刎可能是历史，但是自刎之前是不是唱出了那样的东西，还舞剑，还要和心爱的女子告别、和马告别？这些关于心事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戏剧化的。 我自己在大学读历史系的时候，系里是不开《史记》的，那几个老师都认为司马迁不应该算历史学家，而应该算文学家，因为他的描述都很奇怪。比如屈原要跳江自杀，突然来了一个渔父，两个人就唱了一段，然后屈原才跳下去——除非渔父讲出来，否则谁会知道这件事？谁会看见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可是那一段描写美得不得了。又比如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我们的印象全部来源于《史记》中的描述：从“风萧萧兮易水寒”，所有人穿着白色的衣服来为荆轲唱歌送别，到他图穷匕见、刺秦失败被杀，荆轲变成历史上令大家非常感动的角色。 这些人物的意义在于他们的生命里有一种自我完成，而不见得是完成了伟大的历史。在历史上，荆轲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没能成功地刺杀秦王；可是在生命的意象上，荆轲完成了自己最悲壮的形象。《史记》其实立下了角色的典范，后来的小说和戏剧角色大概都遵循着司马迁的“规则”。我们在舞台上看到林冲，就会想到聂政，想到荆轲，想到英雄被逼到最苍凉地步的状态。你可以开始把角色归类了，楚霸王也是一个苍凉英雄的角色。小说和戏剧在明代发展得更加丰富，但是我们一定要抓到那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史记》。 在历史上，刘邦是成功者，楚霸王是失败者；可是在戏剧里，刘邦是“失败者”，楚霸王是“胜利者”。没有人会喜欢舞台上的刘邦，而楚霸王的失败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性。在鸿门宴上，项羽可以杀掉刘邦，可是他不忍心；但是他一仁慈，对方就狠起来了，最后把他逼得寸甲不留，逼到死亡。人们从中获得了一种美学上的可能：楚霸王是美学上的英雄，刘邦是政治上的英雄，二者分领不同的领域。在戏剧上，你从来不觉得刘邦是重要的角色，可是楚霸王一直在被传扬。现在连西方人都喜欢这个角色，觉得是一个好悲壮、好美的英雄。这就是所谓的美学形态，它建立了一种美得惊人的力量。 我们回想一下，《单刀会》也好，《窦娥冤》也好，其实都在遵循这个传统。我不太赞成有些人说我们戏剧里的角色都是忠孝节义，这种说法有一点儿道德化了。有一个可以代替的词，就是“信仰”。信仰很难用忠孝节义去概括，因为信仰是你自己相信的动机。荆轲到底信仰什么？他只是要报知己，因为燕太子丹重视他。“报知己”是《史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司马迁基本上喜欢的是侠，他认为侠构成了文化的某一种力量，某一种正义感。可是侠其实是介于江湖和黑道之间的、非常不清楚的一种角色，他常常会触犯法律，所谓“侠以武犯禁”，所以政府并不喜欢侠。可是《史记》写出了游侠最美的一面：可以仗义执言，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可以去追求自己信仰的东西。这个部分在美学世界、在小说和戏剧里是非常动人的。唐传奇中的虬髯客帮助唐太宗李世民打完天下就离开了，老百姓喜欢这样不争逐名利的人；祢衡脱光衣服，击鼓骂曹操，观众在底下看了都很过瘾。戏剧、小说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是保留了文化里面与正统力量相对抗的民间思想，这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