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孟东野序》：不平则鸣 我们继续来看《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这篇序常常被引用。它比较抽象，不像《柳子厚墓志铭》有具体的事件，给人一种很沉重的压力。孟东野即孟郊，四十多岁才中了进士，在官场上一直不太得志，但也没有遭受过严重的政治迫害。韩愈借他来写另外一种对文人的理想。《送孟东野序》和《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形象后来都成为很重要的文人典范。 开篇便是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接下来从自然界谈到人，举出种种例子。通常来讲，万事万物在不平静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身是没有声音的，可是风过时就会发出声音；水是没有声音的，可是风荡过水面，便会发出声音；你击打金石，它也会发出声音。同样，人的歌声中有思绪，哭声中有感怀，凡是出自口中而成为声音的，大体都是因为不平。鲁迅有一本小说集《呐喊》——我前面已经比较过韩愈和鲁迅，他们大概都感受到了文学是一个时代当中被压抑部分的反弹。韩愈好像一个科学家在讨论某种东西会怎样发出声音，但是他真正关心的是人为什么会发出声音。文学是人的声音，他认为真正好的文学是在时代中被压抑而叫喊出来的声音。我们今天还常常说“物不平则鸣”，而人出于正义，也会用各种方法呐喊出来。 韩愈接下来讲到音乐，说音乐是人“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你心中有压抑，有郁闷，就要借助善于发声的器物发出声音。他所列举的“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八音”，实际上是用制作的材质来指代乐器，比如竹子可以制成笛子，牛皮可以做成鼓面等等。韩愈认为八音只是人假借来发声的，所谓“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真正要鸣的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然后他又观察大自然中的各种现象——春天鸟的叫声、夏天雷的声音、秋天虫的鸣叫、冬天风的声音，四季更替变化，也必然有其不能平静的原因吧？ 韩愈从音乐讲到大自然，最后引到人的发声：“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这篇文章其实也是在阐述韩愈的文学理论。他从远古谈起：唐、虞之时，咎陶、禹是最善于表达的人，所以就借由他们来表达；夔不能以文辞来表达自己，就借由《韶乐》来表达；夏、商、周三代，分别有太康昆弟五人、伊尹和周公来表达；周代衰落以后，孔子的声音影响极大；孔子之后，庄周、孟轲、荀卿、墨翟等人纷纷各申主张；秦朝有李斯在表达；到了汉朝，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最善于表达的。魏晋以后，“鸣者不及于古”，从这里可以看出韩愈对魏晋以后的文风是有批判的。但当时的表达者虽然比不上前人，却也并未断绝。 很明显，韩愈认为文风的正统是不平则鸣的力量，可是魏晋以后就没有这个力量了。文风变成修饰，变成堆砌，变成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而忽略了不平则鸣，忽略了对压抑的释放。韩愈很明显有一种自负，他觉得自己要承接这个传统，而他也确实是文风自魏晋衰落之后重新振兴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也是为什么韩愈去世后二百多年，苏东坡会赞其“文起八代之衰”，肯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韩愈对此似乎也有所自知，《送孟东野序》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定位。孟郊本人的创作也深受韩愈影响。韩愈既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孟”中的“孟”就是孟郊。 前面说到他批评魏晋文风，说“鸣者不及于古”，好在“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他认为魏晋以来的文风是松弛的、颓废的，是不够诚实也不够勇敢的，而诚实和勇敢却是韩愈所认为的文学艺术的重中之重——诚实就是像《祭十二郎文》那样去直接表述事件，勇敢就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畏不缩、正面迎击。而魏晋把这样的文风误导到了对比较轻浮的表层美的追求，有很多辞藻的夸张、情感的夸张，失去了正统的力量。 最后韩愈讲到了唐朝。“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他认为唐代文风已经与魏晋不同，开始有了两汉古文复兴的迹象，回到了文学正统当中。除了孟郊之外，与他交往的李翱、张籍也是其中的健将。这三人都长于表达，但他们的命运却要交给上天了。在高位并不值得欢喜，在低位也没什么好忧愁的。孟郊要到江南上任，所以韩愈写了这番关于“天命”的话来开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