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我为何写作 (1) 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长大后我会当作家。不过，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这段时期，我试图放弃当作家的念头，但我知道这其实违背了我的天性，迟早我都会安顿下来，专心写书。 我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两头都差了五岁，八岁前我很少见到父亲。这个原因以及其它原因让我很孤独，很快我就变得孤僻冷漠，从入学到毕业，我一直是个不合群的人。和那些孤独的小孩一样，我喜欢自己编故事，和想象中的人物对话。我觉得，从一开始，我的文学梦就夹杂了被孤立小觑的不忿之情。我知道自己文笔还不错，而且勇于面对惨淡的事实。写东西为我营造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让我为生活的失败找到补偿。不过，从一个小屁孩到一个小男孩，我所写的严肃文字——即创作意图非常严肃的文字——加起来不过就只有六七页纸的内容。四岁或五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首诗，我妈妈把这首诗记录了下来。这首诗写了些什么我差不多都忘了，只记得是一首关于老虎的诗，那只老虎有“凳子一样的牙齿”——这句话写得还凑合，但我想这首诗其实是抄袭布莱克 (2) 的《老虎，老虎》。我十一岁的时候，一战爆发了，我写了首爱国诗，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两年后为了纪念基奇纳 (3) 逝世又发表了一首诗。到我更大一点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写了几首蹩脚的乔治王朝风格的“自然诗”，但都没有写完。我还试过写一则短篇小说，但写得非常糟糕。这些就是那几年来我认真写作的成果。 不过，在此期间我还是参与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学活动。首先，我得做学校的功课，这些东西我写得很顺手，但毫无快乐可言。除了学校功课之外，我会写一些应景和滑稽的小诗，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非常惊奇，那时的我写这些东西可谓挥笔而就，一气呵成。十四岁的时候我只花了一周时间就模仿阿里斯托芬 (4) 创作了一部台词押韵的戏剧。我还担任校刊的编辑，有手抄本也有刊印本。可想而知，这些杂志都是滑稽而蹩脚的刊物，我所花费的精力比起现在应付最下等的报纸杂志还要少得多。不过，除了这些之外，我一直还在进行另一项特别的文字锻炼，坚持了起码十五年之久。我总是在脑海里撰写类似日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儿童和青少年都有这个习惯。小时候我总是幻想自己是侠盗罗宾汉，完成种种神奇历险的英雄人物，但很快我的“故事”不再是孤芳自赏的慰藉，而是渐渐地变成了记叙我所做的事情和所见所闻的流水账。有时连续好几分钟，我会在脑海里构思着这样的文句：“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明黄色的阳光从穆斯林式的窗帘间射入屋内，斜照在桌子上，上面摆放着一个墨水盒，旁边是一个半打开着的火柴盒。他把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前。下面的街道上，一只玳瑁色的猫正追逐着一片落叶。”诸如此类的文字。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二十五岁，伴随我走过没有从事写作的日子。我必须对文字进行推敲，但这些文字描绘的努力似乎并非出于我的本意，而是来自某种外界的强迫。我想，这些“故事”一定体现了我在不同的年纪所崇拜的不同作家的文风，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文字总是带有某种写实的特征。 十六岁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文字可以带给我快乐和享受——文字的韵律和组合的美。《失乐园》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彼事劬劳，迤逦而行，劬劳彼事，得其所哉” 虽然现在读起来我觉得平淡无奇，但当时读着这段文字时，我可以感觉到心灵上的震撼。文句中把“他”改成了“彼”，更让我读起来有朗朗上口的愉悦。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喜欢写记叙文。因此，假如当时我真的有志著书的话，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样的书。我要写的，是自然主义风格的鸿篇巨制，以悲剧为结局，而且要有语出惊人的譬喻和细致入微的描写，还要辞藻华丽，追求文字音韵的美感。事实上，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就是这么一本书。《缅甸岁月》完书的时候我三十岁，但构思创造要比那早得多。 我写这些背景信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者早年经历的话，就无从把握他的创作动机。作者的主观意识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约束——至少在我们这个骚动不安的革命时代是这样——但是，在他开始创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无法彻底摆脱的情感态度。毋庸置疑，作家必须约束好自己的性情和气质，不让自己陷入不成熟的境地，也不受喜怒无常的心情的影响。但假如他彻底摆脱了早年形成的态度，或许他也扼杀了创作的激情。除了谋生的需要外，我认为创作有四个动机，至少散文体创作是这样。每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动机各不相同，而就算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这四个动机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该作家生活的环境。这四个动机分别是： 一、纯粹的自我主义。作家都希望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被人提及，能流芳百世，报复那些童年时斥责过你的大人，等等等等。否认这个动机，认为这个动机其实并不强烈，其实根本是在说谎。在这一点上，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士兵、成功商业人士——总而言之，人类的精英——其实是一样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自私的人。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已经不再只关心自己——他们活着主要是为了别人，或被单调沉闷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然，也有少数才华横溢、我行我素的人决心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作家就属于这类人。我觉得，严肃作家比起记者更加虚荣自负，只是没那么注重金钱而已。 二、审美的热情。对于外在世界的美的体验，此外还有对文字推敲琢磨的热情，能从字词的抑扬顿挫、文章结构的紧密精致和好故事的谋篇布局中获得快乐，渴望分享一段有价值或不容错失的经历。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其实不怎么强，但就算只是写写时事评论或编编教科书，作家们也会琢磨文句，从非功利性的原因中获得愉悦。又或者，他们会很在意文字的排版或页眉段落的宽窄等事情。除了铁路指南外，任何书都会考虑审美方面的内容。 三、历史动机。希望了解历史的真相，探究事实，保存好历史的原貌供后人参考。 四、政治目的。在此，“政治”一词取其最广泛的意义。作家们希望世界往某个方向推动，希望改变其他人对理想社会的看法。没有一本书能彻底摆脱政治偏见。那种艺术不应该与政治挂钩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显然，这几个动机彼此间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在不同的时期会此消彼长。从天性上讲——“天性”指的是刚刚成年时的心理状态——在我身上，前三个动机比第四个动机更加强烈。在和平时代，我可能会写写辞藻华丽或纯粹写实的书，或许我会对自己忠于什么政治立场一无所知。而事实上，我被迫成为一个宣传式的作家。我先是在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上挣扎了五年（在缅甸担任英国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穷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挫败感。这让我更加痛恨权威，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劳动人民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让我了解到帝国主义的本质，但这些经历并不足以让我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上台了，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到了1935年末，我还是没能树立坚定的信念。我记得那时自己写过一首小诗，表达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 “我原本可能会是一个快乐的牧师 在两百年前宣讲永恒的毁灭， 看着我的核桃树成长； 但是，呜呼哀哉，我却生在一个万恶的年代， 错过了美妙的天堂，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髭须， 而所有的牧师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 后来日子好过了， 我们都那么容易满足， 我们怀着不安的心思入睡， 躺在树林的怀抱里。 我们不耻于变成白痴， 我们隐藏心中的快乐， 苹果树上的金翅雀， 就能让我的敌人颤抖。 但是，女孩子的肚子和杏子， 荫蔽下的溪流里的鳊鱼， 马匹，黎明时飞翔的野鸭， 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场幻梦。 我们不能再做梦了， 我们弃绝快乐，或将它们隐藏起来， 我们以铬钢造出马匹， 让矮小的胖子也能驾驭。 我是一条无法化蛹成蝶的小虫。 一个没有妻妾的太监，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我就像尤金·阿拉姆 (5) 一样徘徊。 政委对我许以幸福的诺言， 收音机一直在播个不停。 而牧师向我许诺一辆奥斯丁7型轿车 (6) ， 因为玩世不恭的人总是左右逢源。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居室里， 醒来时发现不是在做梦。 我并非生活在这个年代， 而张三呢？而李四呢？而你呢？”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它事件改变了情况，让我明白了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自1936年起，我所撰写的严肃文字，无论是以直接还是间接途径，都是在抨击极权主义，并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认为创作可以回避这个话题，那他们就想错了。每个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阐述这些问题，差别只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和采取什么手段。一个人对自己的政治偏见越有清醒的认识，他就越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无须牺牲他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气节。 过去这十年，我最希望做的事情，是将政治写作艺术化。我的出发点总是始于党派的意识和对于不公的敏感。当我坐下来写书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有艺术气息的书。”我写东西是因为我要揭露某些谎言，我要引起人们对某些事实的关注，我的初衷是找人倾诉。但无论是写书还是撰写杂志文章，我都希望赋予文字以美感。要是有人愿意细读我的作品的话，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政治宣传，我也会加入很多政治人物认为没有必要写的东西。要我放弃童年时形成的世界观我无法做到，也不想这么做。只要我还活着，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文字风格，热爱大地的风景，爱好某些具体的事物，喜欢写一些没什么用途的文字。我不会压抑性格中这一面的我。我要做的，是将我根深蒂固的好恶倾向和这个时代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关个体的公共事务结合在一起。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这涉及到文章的结构和文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态度真诚与否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简略地谈谈这一困难。我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这是一本纯粹的政治作品，但基本上我是以一种超脱其外的态度在写作，注重文字的形式。我费尽心力，在不违背我对文字本能的基础上，尽量讲述出全部真相。除了其它内容外，书中有一章篇幅很长，都是摘自报纸的报道，为“托派”鸣不平，他们被诬陷与佛朗哥勾结。显然，一两年后普通读者就会对这一章的内容不感兴趣，而整本书就这么毁了。一个我尊敬的文学评论家曾告诫我：“为什么你要加进去那些内容呢？你把好端端的一本书变成纪实报道了。”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我只能这么做。我碰巧知道很少英国人能得知的内容，那些无辜的人受到了莫须有的指控，出于义愤我才写了这本书。 这个问题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而关于语言的问题要更加敏感，谈论这个问题会耗费太长的时间。我只想说，近几年来我的写作减少了诗情画意的描写，而尽量写得更精确细致。我发现，当你将某种写作风格锤炼到极致的程度时，你会迈向超脱。《动物农场》是我第一本有明确创造意图的作品。我想让这本书成为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结合。我有七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但近期我希望再写一本。这本书注定会以失败收场，我所写的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作品，但至少我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样的书。 回过头看看上两页的内容，我知道我好像把自己写作的动机说成纯粹是出于公共精神，我可不想给读者留下这么一个印象。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人，在他们的创作动机深处隐藏着一个谜团。写一本书是极其劳心伤神的斗争，就像久病一场，非常痛苦。要不是出于内心某个令人无法抗拒又无法理解的恶魔的驱使，没有人会从事写书这个工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恶魔其实就是驱使婴儿嚎啕大哭以引起别人关注的人性本能。但是，话又说回来，作家只有不断地压抑、消除自己的个性，才能写出有可读性的作品。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户。我说不清到底哪一个动机最为强烈，但我知道哪一个动机值得我去追求。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当我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时，我写的东西全都空洞无物，只是一堆华丽的辞藻，充斥着毫无意义的句子、矫情的修饰和连篇的谎言。 (1) 1946年6月刊于《浪人》。《浪人》（Gangrel）是一份维持时间仅有4期的英国文学杂志。 (2)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画家，代表作有《耶路撒冷》、《弥尔顿》等。 (3) 赫伯特·基奇纳伯爵（Earl Herbert Kitchener, 1850—1916），爱尔兰裔英国陆军元帅，指挥英军在苏丹、印度、布尔等地镇压殖民地反抗，一战时被委任为国防部长，1916年经海路至俄国时所在军舰被德军鱼雷炸中身亡。 (4)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前386），古希腊喜剧作家，代表作有《黄蜂》、《青蛙》、《吕西斯蒂亚》等。 (5) 尤金·阿拉姆（Eugene Aram，1704—1759），英国语言学者，精通拉丁文与希腊文，因被控告谋杀友人丹尼尔·克拉克（Daniel Clark）而被判死刑，据说尤金的杀人动机是克拉克与其妻子有染。 (6) 奥斯丁7型轿车：是英国奥斯丁汽车公司于1922年至1939年生产的一款车型，曾经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