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复仇的酸楚 (1) 当我读到类似“战争罪行审判”、“严惩战犯”之类的字眼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泛起今年早些时候在德国南部一座战俘营的所见所闻。 我和另一位通讯记者在一个小个子的维也纳犹太人带领下参观了这个地方。那个犹太人曾加入美军，参与了审问战犯的过程。他年约二十五岁，长着一头金发，相貌英俊，性格很机灵，政治见解要比普通的美国军官更加博学深邃，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战俘营位于一座机场，向导带着我们参观完监牢后，领着我们来到一间飞机棚，那里也关押着许多犯人——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些都是“重点看押”的犯人。 在飞机棚的一头，十几个人在水泥地上躺成一排。向导解释说他们曾经是党卫军的军官，与其他囚犯分开囚禁。这帮犯人中有一个穿着肮脏的平民服装，躺在地上，一只胳膊横在脸上，似乎睡着了。他长着一双奇怪而畸形的脚，看上去很对称，但它们被棍棒打成了古怪的球状，让它们看上去像是马蹄而不是人脚。我们走到这群人跟前，那个小个子的犹太人似乎变得十分激动。 “你这头真正的猪猡！”说完之后他突然用他那只沉重的军靴朝那个躺着的男人变形凸起的脚狠狠地踢了一脚。 “起来，你这头猪猡！”他的这一通嚷嚷把那个囚犯给吵醒了，嘴里反复嘟囔着类似于德语的话。那个囚犯挣扎着站起来，笨拙地立正。那个犹太人就像在发怒一样——事实上，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几乎是在手舞足蹈——告诉了我们这个犯人的履历。他是个“正牌”纳粹党人：他的党号表明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而且在党卫军的政治部中担任相当于军队中将军的职位。可以肯定的是，他主管过几座集中营，主持过对犹太人的虐待和残杀。一言以蔽之，他代表了过去五年来我们浴血奋战所反对的一切。 我端详着他的长相。除了一个刚被俘虏的战犯常见的胡子拉碴营养不良的样子之外，他的长相很难看，但看起来并不像是恶人，而且一点儿也不吓人，只是神经兮兮的，而且很低调，是个斯文人。他那双苍白的、游离不定的眼睛因为戴着高度数的眼镜而变形了。他像是一个没有穿法袍的神职人员，一个被酗酒毁掉了的演员，或一个神棍。我在伦敦的寄宿旅馆和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见过类似这样的人。显然他是个精神不平衡的人——事实上，我怀疑他有精神病——不过，这时候他的脑筋倒是很清醒，害怕自己再被踢上一脚。但是，那个犹太人告诉我的关于他的历史的每一件事情或许都是真的！于是，你想象中的纳粹行刑者，那个这么多年来你与之进行苦斗的凶神恶煞变成了眼前这个可怜人。眼下要做的不是惩罚他，而是对他进行精神治疗。 接着还有更多的羞辱。另一个党卫军的军官，一个大块头的壮男，被勒令脱掉上衣，袒露出他前臂上面的血色刺青编号。另一个被迫向我们解释他是如何抵赖自己是一名党卫军军官，试图假扮成国防军的普通士兵蒙混过关。我不知道这个犹太人有没有在尽情使用新赋予他的权力。我猜想他滥用权力时并不觉得开心，他只是——就像一个逛窑子的男人，或一个抽第一根雪茄的小男孩，或一个在漫游画廊的游客——在心里告诉自己他很享受这件事，在做他当年无助的时候希望做的事情。 责备德国或奥地利的犹太人向纳粹党人报复是很荒唐的事情。天知道这个男人背负了怎样的血海深仇，或许他的整个家庭都遭到毒手。终究，比起希特勒的政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就算把一个犯人狠狠地踢一顿也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眼前的这一幕，以及我在德国的见闻，让我觉得复仇和惩罚是幼稚的白日梦。确切地说，根本没有复仇这么一回事。复仇是你在没有力量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一旦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消失了，复仇的欲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1940年的时候，想到能目睹党卫军的军官被踢打羞辱时，有谁不会欢呼雀跃呢？但当这种事情成为可能时，只是让人觉得可悲和恶心。据说当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吊起来示众时，一个老媪拔出一支左轮手枪，往尸体开了五枪，而且高喊着：“这五枪是为了我的五个儿子开的！”这是报纸喜欢捏造的那类故事，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开了这五枪能否让她泄愤，但毫无疑问，多年来她一直在梦想着这么做。而让她能近距离地接近墨索里尼并朝他开枪的机会，只有在他已经成为死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这个国家的公众要对如今施加在德国身上的荒诞的和平方案负责，因为他们没能事先知道惩罚敌人并不能带来快慰。我们默许了将所有的德国人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境这样的罪行——有些罪行或许我们无法阻止，但至少可以提出抗议——因为德国人曾经惹恼我们，让我们体验到恐怖的滋味，因此我们都认为当他们失势时应该毫不留情地痛打落水狗。我们坚持这样的政策，或让其它国家替我们坚持这一主张，因为我们隐约觉得，既然已经决定了要惩罚德国，我们就应该一马当先。事实上，我们国家对德国已经没有了深仇大恨，我猜想在占领德国的军队里，恨意甚至要更低一些。只有一小部分虐待狂，那些一定要挖掘出“暴行”的人，才会热情洋溢地去搜捕战犯和卖国贼。如果你问普通民众到底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因为什么罪行而被送上审判席，他们根本答不出来。不知怎的，当惩罚战犯成为现实时，它变得不再吸引人。事实上，一旦被关进监狱，他们几乎不像是十恶不赦之人了。 不幸的是，总是需要某个确切的事件发生之后，一个人才能了解自己的真实情感。下面是我在德国的另一桩回忆。法军占领斯图加特几个小时后，一位比利时记者和我去了那里，这座城市仍然局势动荡。那个比利时记者在战争期间为英国广播电台欧洲通讯节目服务，和几乎所有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一样，他对“德国佬”的态度要比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态度强硬得多。通往城里的主要桥梁都被炸毁了，我们只能从一座德国军队曾舍命扼守的人行桥进城。一具德国士兵的尸体仰面躺在楼梯的最下方，脸蜡黄蜡黄的，有人在他的胸口上摆了一束当时到处盛开的丁香花。 经过他身边时，那个比利时人扭过脸去。当我们快走完那座桥时，他对我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死人。我猜想他三十五岁了，四年来一直在电台进行战争宣传。这件事过去几天后，他的态度比起早些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厌恶地看着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镇和德国人所遭受的羞辱，有一回甚至去调停干涉，阻止一场洗劫。离开的时候，他把我们带来的剩下的咖啡送给了给我们安排住所的那几个德国人。一个星期前他可能会觉得馈赠咖啡给“德国佬”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但他告诉我，看到那具桥下的尸体时，他的情感发生了改变：那具尸体让他突然间明白了战争的含义。但是，假如当时我们从另一条路进城，或许他就不会有看到那具尸体的经历，而那只是这场战争制造的两千万具（也许吧）尸体中的一具而已。 (1) 刊于1945年11月9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