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毁灭性的渐进主义 (1) 有一个理论还没有被精确地加以定义或赋予名称，但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在必要的时候用来为某个被认为卑鄙无耻的勾当辩护。在为这一理论找到更贴切的名称之前，可以姑且称之为“毁灭性的渐进主义”。根据这个理论，要达到目的就必须付出流血、谎言、暴政和不公的代价；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剧烈的变动，你也不能指望会有多少好的改变。历史必须付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但每一个后续的时代都会像以前的时代那样糟糕，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能抗议大清洗、人口迁徙、秘密警察部队等事情，因为这些是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另一方面，“人类本性”总是会延缓进步，甚至无法察觉到进步。如果你反对独裁体制，那你就是反动派；但如果你寄希望于独裁体制能催生好的结果，那你就是感情用事的人。 目前这一理论被广泛用于为苏联的斯大林政权开脱，但显然它可以被用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一定会被用来——为其它形式的极权体制辩护。这个理论是在俄国革命失败后形成的——这里所说的失败指的是俄国革命并没有实现它在二十五年前所提出的理想。俄国统治阶级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犯下了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罪行，但与此同时，它却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除非你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而1917年的社会主义者绝不会接受这个面目全非的定义。对于那些承认这些事实的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是否定关于极权主义的整个理论，但英国知识分子可没有胆量这么做。另一种方式是求助于毁灭性的渐进主义。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打破蛋壳怎么做煎蛋呢？”如果你回答说：“确实如此，但煎蛋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就会回答：“噢，你怎么能指望煎蛋一下子就做好呢？” 自然而然地，这一理由被应用于解释历史，其用意是证明每一个进步都是以残暴的罪行为代价而取得的，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大体上所引用的例子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斗争，这被认为是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将推翻资本主义。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因此，它所犯下的罪行是可以被原谅的，至少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最近的几期《新政治家》里，金斯利·马丁先生 (2) 指责亚瑟·科斯勒没有真正的“历史视野”，并将斯大林和亨利八世相提并论。他承认斯大林做出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归根结底他是为了“进步”，绝不能因为“清洗了”几百万人而抹杀这一事实。同样地，亨利八世的品行确实难以恭维，但毕竟是他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因此，总而言之，他可以被视为人类之友。 斯大林与亨利八世并不相像，他与克伦威尔更像一些，但假设亨利八世真的就像马丁先生所说的那么重要，这番言论会引向何方呢？亨利八世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这引发了工业革命的恐怖，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而下一场战争很可能会消灭整个人类文明。因此，纵观整个过程，我们可以这么说：“亨利八世所做的每件事都可以被原谅，因为最终是他让我们大家被原子弹炸得灰飞烟灭。”如果你让斯大林为我们当前的状况和我们所面对的未来承担起责任，并坚持必须支持他的政策，你也会得出类似的荒谬结论。我猜想，那些支持俄国独裁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动机，与他们在公众面前所承认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容忍姑息暴政和大屠杀的确是符合逻辑的事情。如果每一个时代确实要比上一个时代有所改善，那么，任何推动历史进步的犯罪行为或荒唐举动都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在大约1750年到1930年间，如果有人觉得进步正在切实而可衡量地稳步进行，他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来，进步越来越难，取而代之的是毁灭性的渐进主义理论。一桩罪案跟着另一桩罪案，一个统治阶级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阶级，巴别塔建起了，又倒下了，但你绝对不可以阻止这个过程——事实上，你必须准备好为任何一桩卑鄙无耻的勾当鼓掌欢呼——因为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衡量，在上帝眼中或在马克思眼中，这就是进步。另一种方式是停下来思考：其一，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必然的？其二，到底何谓进步？这时你就必须让瑜伽修行者去纠正政委的错误。 科斯勒关于瑜伽修行者与政委的那篇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家认为他强烈倾向的是瑜伽修行者。事实上，如果你把瑜伽修行者和政委放在天平的左右两端，科斯勒更接近于政委的那一端。他信奉行动，信奉必要时可以采取暴力，信奉政府，信任政府不可避免总是会作出的改变和妥协；他支持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前的人民阵线。自法西斯主义兴起之时，他就倾尽心力与之进行抗争，是老牌的共产党员。在他那本书里批判苏联的长篇大论中甚至流露出对于旧的共产党的忠诚，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会出现偏差，都归咎于斯大林的掌权。而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罪恶的种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无论是列宁在世还是托洛茨基掌权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科斯勒绝对不会说出只要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冥想就能解决每一个问题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像宗教思想家那样，声称在真正的政治改革发生之前必须先“改造人心”。这里引用他的原话： “单靠圣人或革命者并无法拯救我们，圣人和革命者必须合二为一。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避免欧洲文明的毁灭将是非常渺茫的事情，要么将发生替代全面战争的绝对战争，要么将是拜占庭式的征服——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就会发生。” 也就是说，“改造人心”必须实现，但除非每一步都采取行动，否则它不会真的发生。另一方面，靠社会结构变革本身并不能促使真正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总是被定义为“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但现在看来，如果共同占有只不过意味着中央集权控制，它只会为新的寡头独裁铺平道路。中央集权是实现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它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诞生，就像我有打字机并不能保证我能写出这篇文章一样。革命贯穿历史的进程，一波接一波地发生——虽然总是暂时带来安慰，就像一个病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但那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因为没有人认真地尝试消除权力的本能欲望，就算真的有人这么去做，那也是只有圣人才做得出的事情——那些修炼瑜伽的人只想着拯救自己灵魂，以忽略集体作为代价。而那些活跃的革命家，至少是那些“成功上位”的革命家，他们对公正的社会的渴望总是被巩固自身权力的欲望所侵蚀，这是非常致命的。 科斯勒表示我们必须再一次学会思考的技巧，它“是在经验法则的社会效应陷入失败的道德困境中唯一的指引”。他所指的“冥想”是“摈除欲望的意愿”，对权力欲的征服。那些能干的人把我们带到了深渊的边缘，而那些接受了强权政治的知识分子首先扼杀的是自己的良心，接着泯灭了自己对现实的感知，敦促着我们保持方向不变快步前进。科斯勒认为历史并非在所有的时刻都是必然的，历史存在着转折点，人类有自由选择更好的道路或更糟的道路。这么一个转折点（在他写这本书时它还没有出现）就是原子弹。要么我们放弃它，要么它将会把我们摧毁。但放弃原子弹既需要道德上的努力，也需要政治上的努力。科斯勒呼吁“在新的心灵氛围里培育新的友爱精神，它的领导人发誓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亲如手足的关系不会让他掌握无拘无束的权力”。他补充道：“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乌托邦，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乌托邦。”它甚至或许都不是乌托邦——它的名字或许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被遗忘——除非我们能够摆脱“现实主义”的愚蠢。但除非人心发生了变化，否则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对比政委，瑜伽修行者才是正确的。 (1) 刊于1945年11月《共同财富评论》。 (2) 巴兹尔·金斯利·马丁（Basil Kingsley Martin, 1897—1969），英国记者，长期担任《新政治家报》的编辑，代表作有《王室与制度》、《君主制的魔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