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和平主义与战争 (1) 大约一年前我和其他几个人加入了面向印度的文学节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是我们广播了大量由当代或近当代英国作家所撰写的诗歌——比方说，艾略特、赫伯特·里德 (2) 、奥登、斯宾德、迪伦·托马斯 (3) 、亨利·特里斯 (4) 、亚历克斯·康福特 (5) 、罗伯特·布里奇斯 (6) 、埃德蒙德·布兰登 (7)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让那些作者广播诗歌。为什么要播放这些特别节目（在电台战中发起的小规模侧翼进攻）在此无须解释，但我要补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印度听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手段。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广播对象是印度的大学生，人数不多而且充满敌意，对英国的宣传根本不屑一顾。开始宣传之前我们就知道最多只会有数千名听众，这给了我们借口去播放比普通的电台节目更加“高雅”的内容。 我相信你不想去通读各期的《党派评论》里面那些来自大西洋彼岸 (8) 的肮脏的争议，因此我将把你们寄来的信件（来自萨维奇 (9) 、伍德考克 (10) 和康福特）放在一起，因为所有的信件的中心主题都是一样的。但我会在后面单独回应一些信件中提到的几点内容。 和平主义。 客观上说，和平主义纵容了法西斯主义。这是非常基础的常识。如果你阻碍了一方为战争投入的努力，战争的另一方就会自动得益。而且，想要置身像当前这么一场战争之外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实中，“不是和我同路的人就是我的敌人。”那种吃着英国的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食物，却以优越高蹈的姿态置身于斗争之外的态度是被金钱和安全惯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错觉。萨维奇先生评论说：“根据这样一番推理，德国或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客观上就是‘亲英派’。”当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和日本，和平主义活动是非法活动的原因（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和平主义活动可以被判处斩首），而且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竭力鼓动和平主义在英国和美国领土的传播。德国人甚至经营一个伪“自由”电台，其内容与“和平誓约联盟”的宣传内容几乎没有区别。要是情况允许的话，他们会在俄国鼓动和平主义，但就算可以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要难缠得多。就其效果而言，和平主义宣传只对那些仍然允许言论自由存在的国家才有效。换句话说，和平主义宣传对极权主义有利。 我对作为一种“道德现象”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如果萨维奇先生和其他人以为一个人可以躺着就“征服”德国人，那就由得他们幻想好了，但也要让他们时不时想一想这是不是在安全、钱多和无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方说，作为一个前印度公务员，当我听说甘地是非暴力主义的成功范例时，我总是会放声大笑。二十年前，在驻印度的英国官员的圈子里，甘地就被轻蔑地认为是英国政府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日本人杀到印度，他也会被日本人利用。专制政府能抵挡“道德力量”直到地老天荒。他们害怕的是武力。虽然我对和平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和平主义者一开始声称对暴力充满恐惧，而到后来明显被纳粹主义的成功和力量所深深吸引的心理变化过程。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被纳粹吸引的和平主义者也开始宣称纳粹的胜利本身是值得期盼的。在你们寄给我的信件中，康福特先生认为一个敌占区的艺术家应该“对他看到的邪恶现象进行抗议”，但他认为这最好通过“暂时接受现状”而实现。而就在几个星期前，他希望纳粹获得胜利，因为它将对艺术起到激励作用： 在我看来，只有军事上的彻底失败才能有机会重新建立文学和普通人的共同信心。你可以想象，灾难越大，越能让人突然意识到想象力在一连串地起作用，越能马上促成诗歌 的宣泄，从孤立地将战争视为灾难的诠释，到认清人类想象中的悲剧和实际的悲剧。当我们看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战争年间的文学作品时，我很肯定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作品。 （ 致《地平线》的一封信 ） 我不会去理会那种相信文学生活仍在波兰继续进行的受金钱所庇护的无知，我只是想说，像这样的话只是证明了我所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将成为积极的亲法西斯派这番话的正确性。但我并不是特别反感这一点。我所反感的是那些客观上和在某种程度上亲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的怯懦，他们不敢说出来，而且躲在“我和别人一样反对法西斯，但是……”这样一番托词的背后。结果就是，所谓的和平宣传和战争宣传都是令人恶心的谎言。和战争宣传一样，它专注于给出“理由”，混淆对手的观点和避免尴尬的问题。他们奉行的纲领大体上是：“那些抗击法西斯主义的人最后也会变成法西斯分子。”为了避免对这一点提出的明显的反对意见，他们会使用下面这几条宣传伎俩： 一、战争所促使的英国的法西斯化过程被系统地夸大了。 二、法西斯主义的记录，特别是其战前的历史，被忽略了或被抹黑成“政治宣传”。对于如果轴心国获胜世界将会怎样的讨论被回避了。 三、那些希望抗击法西斯主义的人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全心全意的捍卫者。而世界各地的富人几乎都是亲法西斯派而工人阶级几乎都是反法西斯者这一事实却被掩盖了。 四、他们心照不宣地假装战争只在英德两国进行。如果法西斯主义获胜，俄国和中国将会怎么样，他们避而不谈。（在你们给我寄来的三封信里对俄国或中国只字未提。） 现在我必须探讨一两点事实，如果你的这封读者来信将被全文刊登的话。 我的过去和现状。 伍德考克先生曾试图诋毁我的名誉，他说第一我曾在英国皇家印度警察部队服役；第二，我曾为《艾德菲月刊》撰稿，并在西班牙与托派分子过从甚密；第三，现在我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英国的宣传，欺骗印度人民”。关于第一点，我确实曾在印度警察部队服役五年。后来我放弃了这份工作，这也是千真万确的。除了一部分原因是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再为帝国主义体制服务。我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我从内部了解到关于它的情况。关于这件事的整个来龙去脉可以参阅我的作品，包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我想我能说它预言到了今年在缅甸所发生的事情。第二点，我确实为《艾德菲月刊》写过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我曾经为一份提倡素食的报纸写过一篇文章。这难道意味着我是素食主义者？在西班牙我与托派分子打过交道，那是因为我碰巧加入的是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而不是别的政党的民兵部队。大体上我不同意马联工党的纲领，也坦率地向它的领导直言不讳，但当后来他们被指控与法西斯分子勾结时，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他们辩护。这和我现在反对希特勒的态度有什么冲突呢？对我来说，托派分子是和平主义者或亲希特勒派，这真是稀奇。第三点，伍德考克先生真的知道在印度电台节目中我所传播的内容吗？他不知道——但我很愿意告诉他。他小心翼翼地不提及其他与这些印度广播节目有关系的人的名字。比方说，赫伯特·里德就是其中之一，而提到此人时，他是持赞许态度的。还有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雷吉纳·雷纳兹 (11) 、史蒂芬·斯宾德、约翰·博尔顿·桑德森·霍尔丹 (12) 、汤姆·温钦汉姆。大部分我们的广播员都是印度的左翼知识分子，从自由党到托派分子都有，有些人是坚定的反英国人士。他们并不是为了“欺骗印度人民”而进行广播，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对于印度独立意味着什么。在对我的良好愿望横加指责之前为什么不先弄清楚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奥威尔先生又在进行思想上的搜捕了。”（康福特先生）我从未抨击过“思想人士”或“知识分子群体”。我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这个国家层出不穷的文坛小圈子进行抨击，使得自己蒙受很多伤害，不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正如我所指出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坛小圈子的寿命大概是五年，在我的创作生涯里已经看到三代小圈子的形成和两代小圈子的没落——天主教徒的圈子、斯大林主义的圈子和如今的和平主义者的圈子，后者有时候被戏称为“法西斯和平主义者” (13) 。我反对所有这些人的理由是，他们写的都是不诚恳的政治宣传，将文学批评贬低到互相溜须拍马的地步。但即使是这些小圈子我也不会将他们一视同仁。我从来不会将克里斯朵夫·道森 (14) 和阿诺德·伦恩 (15) 、马尔罗 (16) 和帕尔默·达特 (17) 、马克斯·普劳曼 (18) 和贝德福德公爵 (19) 等同起来。即使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也有层次的高下。比方说，康福特先生本人写过一首诗（《思想里的环礁》），我对其评价很高。我希望他能再多写这样的诗，而不是写那些伪装成小说的了无生机的宣传手册。但他选择了发给你们这封信，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他没有回应我所说过的话，而是试图通过歪曲我的大致情况，对我在英国的“地位”冷嘲热讽（判断一个作家不是看他的“地位”，而是看他的作品），使对我了解甚少的听众对我产生偏见。这符合“和平”宣传的路数，它避免提到希特勒对俄国的侵略，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缺乏思想上的诚恳。正是因为我严肃地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所以我不喜欢如今在我们的英国文学世界里兴盛一时的冷嘲热讽、造谣诽谤、鹦鹉学舌和为了金钱上的利益而互相吹捧，或许在你们的世界里也是一样。 (1) 刊于1942年9月《党派评论》。 (2) 赫伯特·爱德华·里德（Herbert Edward Read, 1893—1968），英国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艺术的含义》、《英国散文风格》等。 (3) 迪伦·玛莱斯·托马斯（Dylan Marlais Thomas, 1914—1953），威尔士诗人，代表作有《夜疯狂》、《死亡没有疆界》等。 (4) 亨利·特里斯（Henry Treece, 1911—1966），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黑暗的季节》、《诗集：王冠与镰刀》等。 (5) 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 1920—2000），英国科学家、医生、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性的乐趣》、《和平与抵抗》等。 (6) 罗伯特·西摩·布里奇斯（Robert Seymour Bridges, 1844—1930），英国诗人，曾是1913年至1930年的英国桂冠诗人，代表作有《尼禄》、《尤利西斯的归来》等。 (7) 埃德蒙德·查尔斯·布兰登（Edmund Charles Blunden, 1896—1974），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时间的面具》、《选择或机会》。 (8) 《党派评论》是一份美国刊物。 (9) 德里克·斯坦利·萨维奇（Derek Stanley Savage, 1917—2007），英国评论家、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自足的乡村生活》、《秋天的世界》等。 (10) 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 1912—1995），加拿大作家，代表作有《水晶般的灵魂：乔治·奥威尔》、《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理念与运动的历史》。 (11) 雷吉纳·亚瑟·雷纳兹（Reginald Arthur Reynolds, 1905—1958），英国作家，曾担任“拒绝战争社”的秘书长，曾对英国在印度推行的帝国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代表作有《印度的白人老爷》、《印度、甘地与世界和平》等。 (12) 约翰·博尔顿·桑德森·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英国生物学家，代表作有《人的不平等》、《进化的原因》等。 (13) 原文是“Fascifist”，是“facist”（法西斯分子）和“pacifist”（和平主义者）糅合而成的词语。 (14) 克里斯朵夫·亨利·道森（Christopher Henry Dawson, 1889—197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诸神的时代》、《进步与宗教》等。 (15) 阿诺德·亨利·莫尔·伦恩（Arnold Henry Moore Lunn, 1888—1974），英国登山家和作家，曾对天主教的教义提出批评，后皈依天主教，并撰书为其辩护。 (16)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国作家，曾担任戴高乐政府的信息部长和文化部长，代表作有《人的命运》、《寂静的声音》等。 (17) 拉贾尼·帕尔默·达特（Rajani Palme Dutt, 1896—1974），英国记者，共产党人，代表作有《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经济与政治的研究》。 (18) 马克斯·普劳曼（Max Plowman, 1883—1941），英国作者，和平主义者，曾担任“和平誓约联盟”的秘书长，代表作有《和平主义的信仰》、《通往未来的桥梁》等。 (19) 约翰·伊安·罗伯特·拉塞尔（John Ian Robert Russell, 1917—2002），第13任贝德福德公爵，曾担任《每日邮报》的记者，代表作有《飞行的公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