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行记 (1) 有一天我读到赖伊博士 (2) 的言论：“像波兰人和犹太人这样的劣等民族”的食量不需要像日耳曼人的食量那样多。我突然间想起了第一次踏足亚洲时目睹的情景——或者说，在踏足那里之前所看到的情景。 我乘坐的游轮在科伦坡停泊，和往常一样，蜂拥而至的苦力上船搬运行李。几个警察，包括一个白人巡佐，在监督他们。其中一个苦力拿了一口装着制服的锡长箱，笨拙地扛着它，对别人的脑袋构成了威胁。好几个人责骂他的疏忽大意。那个警察巡佐在巡视四周，看到那个苦力的窘态，抓住他狠狠地在屁股上踢了一脚，让他在甲板上踉跄了好几步。有几个乘客，包括女人，喃喃地表示赞同。 现在将这一幕移到帕丁顿车站或利物浦码头，它应该不会发生。一个英国的搬运工人如果被踢了一脚会进行还击，至少他很有可能会这么做。警察不会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去踢他，而且肯定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做。最关键的是，看客们会觉得很讨厌。英国最自私的百万富翁如果看到一个英国同胞被这么踢打，至少会有片刻感到愤慨。但是，在这里，年收入在500英镑以上的体面的中产阶级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幕，只是表示赞同。他们是白人，而那个苦力是黑人。换句话说，他是下等人，一种不同的动物。 那是接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这种事情仍然在印度发生吗？我得说或许是这样的，但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了。另一方面，目前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德国人正在踢一个波兰人的屁股，而且还可以肯定（根据德国人的报纸），德国的农民由于对为他们工作的波兰囚犯表现出“有罪的善意”而被判刑。过去二十年来兴起的凶兆是种族主义已经蔓延到欧洲本土。 种族主义并不只是疯狂教授的精神错乱，它与民族主义无关。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或许是好事，不管怎样，它是不可避免的。拥有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的人民不喜欢被外国人统治，而像爱尔兰和波兰这些国家的历史体现了这一点。至于“无产者没有国界”这个理论，在实际情况中它总是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在芬兰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件事的例证。 但种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不是被征服的国家发明的，而是征服的国家发明的。它是尽可能进行超常剥削的一种手段，假装那些被剥削的人根本不是人。 几乎所有掌握实权的贵族阶层都依赖种族的差别。诺曼人统治萨克逊人，德国人统治斯拉夫人，英国人统治爱尔兰人，白人统治黑人等等等等。直到今天我们的语言仍然有诺曼人统治的痕迹。如果贵族们想象他们的奴隶与自己在血液和骨骼上是不同的，那么实施无情的统治就容易多了。因此就有了夸大种族差异的倾向，有了目前这些关于头骨的形状、眼睛的颜色和血球计数等等谬论。在缅甸我所听到的种族理论没有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理论那么残暴，但肯定同样荒谬无稽。 印度的英国人已经对自己的身体和东方人的身体之间的区别编造出了一整套谬论。比方说，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白人没办法像东方人那样蹲坐——事实上，矿井里的矿工就是蹲坐着吃饭的。 即使是肤色完全白皙的混血儿也会因为他们的指甲特征而被辨认出来。至于围绕着中暑的种种迷信，它们很早以前就应该被编成一本专著。无疑，这种无稽之谈让我们在压榨印度时更加心安理得。今天我们不能像对待印度的产业工人那样对待英国的产业工人，不只是因为他们不会逆来顺受，而且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忍受这种事情。我怀疑现在英国还有没有人认为让六岁的孩子进工厂工作是对的。但印度有许多商人会欢迎童工，如果法律允许的话。 如果我认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将只是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延续，我会同俄国和德国站在同一阵营。我知道我们的统治者中有些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想象如果他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达成停战并让德国去和俄国厮杀），他们将能够再享受二十年的殖民剥削。但我相信很有可能情况不会变成那样。首先，世界斗争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假如社会主义只不过意味着所有制的集中和计划生产，所有的工业国很快都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问题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某种形式的、理性化的种姓社会之间的斗争。如果民主理念深深地扎根于群众的西方国家仍将具有影响力的话，前者将更有可能实现。 经济意义上的、狭义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或道义无关。譬如说，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国家不能在内部推行社会主义，在外部推行帝国主义。明天就使英国实现“社会主义”并继续剥削印度和王室殖民地以造福本土人群是有可能发生的。几乎可以肯定德国正快速向社会主义靠拢，除此之外，还有十分清晰而且公开的迫使被统治的民族进行奴隶劳动的决心。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人们相信“劣等民族”的谬论就行了。犹太人和波兰人不是人，因此，干吗不剥削他们呢？希特勒只是我们过去的幽灵在和我们作对。他只是将我们自己的做法加以延伸和固化，而现在我们开始对这些做法感到羞愧。 我们与印度的真正关系自1857年的兵变 (3) 以来并没有多少改变，但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对印度的情感已经改变了很多，而这蕴含了一丝希望之光。如果我们想要再次战胜印度，就像我们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战胜印度那样，我们会发现自己无法做到。不是因为军事上的任务会更加困难——它会更加容易——而是因为它所需要的恶棍不会出现。 那些为我们征服印度的人，那些带着《圣经》和利剑的清教徒冒险家——那些人用大炮炸死数以百计的“土著人”不会感到丝毫内疚，就像我们杀鸡一样，还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在回忆录中描写这一情景——他们已经绝迹了。就连身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思想也深受本土左翼思想的影响。曾经，你会把不听话的仆人送进监狱，附上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请将这个犯人处以十五鞭的惩罚”——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而那只是前天的事情。不知怎地，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自己在执行神圣的任务。当我们还债的时候来临时，我们一定会局促不安，但我认为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作出补偿。 战争一旦打响，就不存在中立这种事情。所有的活动都是战争活动。无论你想还是不想，你不得不要么帮助自己的国家，要么帮助自己的敌人。和平主义者、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等人现在正在帮助希特勒。他们绝对有权利这么做，只要他们相信希特勒的事业更加正义并愿意承担后果。如果我和英国与法国站在同一阵营，那是因为我宁愿与旧的帝国主义者站在同一阵营——正如希特勒恰如其分地形容的那样，他们“腐朽不堪”——也不愿意与新的帝国主义者站在同一阵营，他们对自己非常自信，因此彻底无情。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我们不要假装自己是清白无辜地进行这场战争。只有当我们牢牢地记住我们的双手并不干净时，我们才有权利捍卫自己。 读着马尔康姆·马格理奇 (4) 先生这本精彩而令人沮丧的作品《三十年代》，我想起了曾经在一只黄蜂身上玩过的一个相当残忍的游戏。当时它在我的盘子上吞食着果酱，我将它砍成了两段。它根本没有在意，继续它的美餐，而一条细细的果酱从它被切断的食道里点点滴滴地流出来，直到它想飞走的时候才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恐怖的一幕。当代的人也是一样。被切掉的东西是他们的灵魂，而在长达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对此毫无察觉。 将灵魂切掉是绝对有必要的。我们所了解的宗教信仰必须被放弃。到了十九世纪，宗教信仰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谎言，一个有意无意的工具，让富人保持富有，让穷人依旧贫穷。穷人心满意足地挨穷，因为在死后的世界里这一惨剧将得到补偿，他们将去到某个介乎皇家植物园与珠宝店之间的地方。我一年挣一万英镑，你一星期挣两英镑，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在讲述这么一个谎言，有必要将它除掉。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是叛逆者，而且总是不负责任的叛逆者，写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叛逆或引向分裂的文学作品。吉本、伏尔泰、卢梭、雪莱、拜伦、狄更斯、司汤达、萨缪尔·巴特勒、易卜生、左拉、福楼拜、萧伯纳、乔伊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破坏者、肇事者、毁灭者。两百年来我们对着自己所坐的这棵大树不停地锯啊锯，锯啊锯。到最后，比任何人的预计还要更加突然，我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我们摔了下来。但不幸的是出了一点小差错。底下根本不是一床玫瑰花，而是一个密布着铁丝网的粪坑。 似乎经过短短十年我们就重回石器时代。已经灭绝了几个世纪的人——跳舞的托钵僧、盗贼的匪首、宗教法庭大法官——突然间卷土重来，不是精神病院里的疯子，而是世界的主宰。机械化和集体经济似乎还不够，它们自发演变成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梦魇：没有尽头的战争和为了战争没有尽头的挨饿。奴隶们在铁丝网后面劳动，尖叫着的女人们被拖上断头台，行刑的士兵在四壁全是隔音软木的地下室里从脑后开枪，将你的脑浆轰出来。因此，阉割灵魂似乎并不是切除阑尾那么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那个伤口将会导致败血症。 马格理奇先生的这部作品可以用《圣经·传道书》中的两句话进行总结：“传道者云：‘虚空的虚空，凡事皆是虚空’”和“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就是人的本分”。这一观点最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而那些人就在几年前还对它加以嘲讽。我们生活在噩梦中，因为我们尝试创建人间的天堂。我们相信“进步”，相信领导人，将属于上帝的事物给予了恺撒——这大致上就是思想的纲领。 不幸的是，马格里奇先生本人似乎并不信奉上帝。至少他似乎认为这一信仰正逐渐被人类所抛弃。显然，他是对的，如果人类认为除了超自然的个体之外没有什么能制裁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很清楚了。除了敬畏上帝之外别无智慧，但没有人敬畏上帝，因此也就不存在智慧。人类的历史被浓缩成物质文明的兴衰起落，从一座巴别塔到另一座巴别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肯定到底是什么在前头等候着我们。战争，更多的战争，革命和反革命，希特勒和变本加厉的希特勒——直到堕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底深渊，但我很怀疑马格理奇先生会不会对这一前景感到快慰。 三十年前希莱尔·贝洛克先生在他的《奴役国家》一书中以惊人的准确性预测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他没有解决的对策。除了奴役和回归小国寡民的体制之外他想象不出其它，而后者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也无法发生。无疑，当前社会的走向是往集体主义社会靠拢。唯一的问题是，它将建立在自愿的合作之上，还是出于机关枪的胁迫。旧的天国确实以失败告终，但“马克思现实主义”也失败了，即使它在物质上能取得高度的成就。马格理奇先生和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伊特及其他思想与他们接近的人热切地警告我们要警惕被大加贬斥的“地上天国”——在那个社会里，人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永生，但仍然愿意像兄弟姐妹那样相亲相爱——但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四海之内皆兄弟暗示着人们尊崇某个共同的父亲。因此，有人提出，人们只有信奉上帝，才能形成四海一家的观念。而答案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大部分人已经形成了这一观念。一个人并非单独的个体，他只是一个永恒的机体里的一个细胞，而他隐约察觉到这一点，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在战场上牺牲。如果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被迫根本没有道理。如果所有的军队都必须强迫参战，战争根本不会进行。人们在战场上牺牲——当然不会感到高兴，但总是出于自愿——为的是“荣誉”、“责任”和“爱国主义”等等这些抽象的价值。 这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是，他们意识到比自己意义更大的某个群体延续着历史，延伸到未来，与这个群体同在使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不朽。“如果英格兰长存，谁会死去呢？”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唱高调，但如果你把“英格兰”改为任何你所崇尚的事物，你就能明白这句话表达了人类行为最基本的动机之一。人们为了碎片化的团体而牺牲自己——国家、种族、信条、阶级——只有在他们面对子弹的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只是单独的个体。再多一份清醒，他们的忠诚将能奉献给人类自身，而人类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 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的《美丽新世界》是对享乐主义的乌托邦进行嘲讽的优秀作品，在希特勒出现之前，享乐主义式的乌托邦似乎是有可能实现的，甚至似乎就要到来了，但它并没有解释现实中的未来。当前我们正在迈进的方向更像是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而且拜无线电和秘密警察所赐，可能比它更加糟糕。除非我们重新建立起不需要“来生”，并赋予“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意义的信仰，否则我们摆脱这个厄运的机会非常渺茫。正是这一点，使得天真如坎特伯雷教长这样的人以为他们在苏俄找到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无疑，他们受到了政治宣传的蒙骗，但促使他们心甘情愿被骗的原因，是他们一心认为“地上天国”必须实现。我们一定是上帝的儿女，尽管《祈祷书》里面的上帝已经不复存在。 那些炸毁我们的文明的人有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那句名言总是被断章取义地赋予微妙但明显与本义不同的意思。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宗教是上层阶级灌输的鸦片，他说的是，宗教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用于满足一个他们认为是真实的需要。“宗教是灵魂在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里发出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不能只靠面包而活，单有仇恨是不够的，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不能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机关枪之上，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意思吗？如果他能预见到他的思想影响会有多么巨大，或许他会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频繁，更加响亮。 (1) 刊于1940年3月30日及1940年4月6日《时代与潮流》。 (2) 罗伯特·赖伊（Robert Ley, 1890—1945），纳粹政治理论家，曾于1933年至1945年担任集中营头子，在接受纽伦堡审判时自杀身亡。 (3) 1857年印度兵变，指1857年东印度公司属下的印度土兵发动兵变，恒河平原与印度中部的土兵与平民也爆发起义反对东印度公司剥削统治的事件，英国政府派兵镇压，印度莫卧儿王朝灭亡，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权被转交到英国政府手中。 (4) 托马斯·马尔康姆·马格理奇（Thomas 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英国作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谍报人员，早年是左派人士，后来激烈反对共产主义，代表作有《三十年代》、《莫斯科的冬天》等。